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战争和政治权力的争夺都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和特殊的文学史背景下(政治话语对文学话语的介入)展开的,所以政治对文学的介入必然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三十年代,中国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抗日战争、国共政治斗争的激烈,使得文化领域之中的斗争也日趋复杂化。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化思潮以政治话语的方式开始介入文学话语,并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基本走向。而文学话语的特殊性和延续五四以来的争取独立自由和审美现代性的特性,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学在话语权上呈现出一种与政治话语的斗争态势。二者之间的这种发展态势以胶着纽结的论争方式出现。随着抗战文学意识形态化弊病的越加严重,有人提出了恢复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要求,如由梁实秋引发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拨开左翼文学权力话语对其进行的“不公平”指斥的迷雾,梁实秋只是希望文学所表现的材料应是真实的而已,这只关乎文学自身,与政治与抗战无关,更不是在否认文学与抗战无关。这其中体现的是文学自律性的要求以及文学的审美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悖反。之后,关乎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文学审美自治的呼声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声势。如四十年代,就有沈从文、施蜇存、朱光潜等人再次提出了文学自律排斥文学政治化的主张,要求文学通过审美而非宣传来立人而立国的文学诉求。这是继梁实秋之后的审美话语诉求的再次被提出。虽有燎原之势,但对他们的与抗战无关的文学审美话语诉求的批判,却不再如对梁实秋的批判那样火力集中,这说明大多数作家也已从先前的热血沸腾中逐渐冷却下来,开始理智而冷静地审视文学了。从中可以看出当战争等政治性的干预因素逐渐减少时,人们看待文学已能从文学自身及其发展前途来考虑问题了。在抗战文学意识形态话语占主流位置的情况下,要求抗战文学多一些审美自治性,少一些政治宣传功利性的文学审美话语诉求,虽在抗战时期提得不合时宜,但是却体现了文学自律性的要求和文学要求独立自由的精神。虽然文学以审美为中心的本体话语在三四十年代终究未能形成气候,但从其舍弃自身发展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的贡献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可以看出,文学审美自律的要求即使在特殊的时代环境里也依然存在,只是由于他律影响过大,导致文学在发展上一定的失衡,也致使文学以审美为中心的本体话语诉求在夹缝里求生存。这是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反复曲折之路。因此本论文就从三十年代以来文学的政治话语形态与文学本体话语形态之间的论争来看待二者此消彼长的流变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抗战文学及大后方文学审美话语诉求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