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所有年号入县名的现象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武德县在李唐统一全国期间产生,怀州武德县尽管属于秦旧名,但恢复旧名离不开河内军事形势的影响,象州武德县设置源自唐平定岭南,其废除则由于地名“标准化”运动。乾封县、登封县的反复则受李唐、武周两者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兖州乾封县命名源自高宗封禅泰山,雍州乾封县设立因为高祖欲创制明堂,洛州登封县命名源自武则天封禅嵩山,而雍州乾封县废除与武则天移驾西都相关,中宗复位后对武周和李唐关系认识的变化则影响洛州登封县反复及兖州乾封县恢复。天宝县的命名则是玄宗志得意满、以为天下太平,改年为载的表现。肃宗一朝四个年号入地名都有其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之意,四个年号地名分别因永王之乱、收复西京、刘展之乱、肃代嬗位设置。代宗两个年号入地名则是在南方开发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乾符县的命名则是在唐统治面临危机时的应对举措。在唐代的寓意地名中,年号地名可以说有更强的稳定性,一般来说也不容易犯忌讳。政治上的纪念和号召意义居多的年号地名,大都是由原来的县改名。因为经济因素而出现的年号地名,则是新设置的县。群雄割据中,为了在众多的势力中脱颖而出,需要对自身王朝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塑造和宣传;海内升平时,需要进行封禅、创制明堂来宣告自身王朝的政治正当性;无论盛世还是乱世,都需要用祥瑞来证明自身王朝的政治权威性;面对给李唐王朝造成致命冲击的安史之乱,君主更需要采取种种措施来宣扬自身的正统地位。年号代表着在位的君主,是宣扬自身政治合法性最好的工具;县作为地方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其命名不仅影响本县人的观念,也影响本州及邻县人的观念;把年号与县名结合是王朝政治合法性在地方的最好宣传。到了宋以后,政治伦理观念发生改变,年号县名也就很少再出现。明清时期年号的权威性更为明显,年号是唯一的,故轻易不会授予地方作为地名。与此同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避讳也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避年号而改地名便多有发生。明清时期,国境内未被开发的地区已经很少,对地方的控制远比唐宋时期成熟和严密,这时带有炫耀性的寓意地名便不再需要,并逐渐被一些本土化的地名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