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处于中国革命即将结束、国家建设即将开始的重要转折时期,是社会动员和国家治理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策略,也是中共为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变所做的努力尝试。土改过程中中共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土改的方针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并形成了一套成熟有效的社会动员模式。本文尝试以聊城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为例,结合具体土改史料探讨土改动员模式结构和功能以及该动员模式对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本文第一章论述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社会动员的背景。聊城地区在土地改革运动之前已经开展减租增资运动;就土地占有状况来看,虽不是十分悬殊,但仍不合理;土改前夕聊城地区农民存在着“怕变天”、怕地主、均贫富等思想及心理状况;同时国家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第二章内容是聊城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过程。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运用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进行社会动员。建立组织机构对运动加以领导,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和训练,建立农会等群众组织支持群众的斗争。制定划分阶级的标准,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以此来明确敌友,分化乡村社会,寻找和确定斗争对象,实现了乡村社会力量重新整合。通过开展诉苦运动以调动农民情感,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物质方面的利诱,利用分配斗争果实,以经济利益驱动农民投身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去。同时,配合以口号、黑板报、报纸、戏曲、冬学运动等形式的阶级宣传教育,使农民树立起了阶级对立意识。第三章内容是土改动员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干部贪污和搞宗派、阶级划分标准僵化、运动过火导致杀人权及私刑滥用、侵害中农利益等现象。随之中共针对上述偏差加以整顿,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组织管理;合理划分阶级,补偿中农;用制度和法律规范动员行为;发展工商业等。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动员机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乡村组织是社会动员的依托,阶级教育是社会动员的思想先导,阶级划分使得农民在政治动员中有了阶级归属。同时土改中的动员过程也是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过程,乡村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做出了不同的行为选择,贫雇农积极寻求利益收获,中农面对着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的两难选择,而部分地主和富农做出了规避伤害的行为选择。土改动员最终造成了乡村权力的重构,基层群众组织的行政化,以及运动式动员模式的固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