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中国外贸规模迅速扩大。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内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中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矛盾日益凸显,加快提高对外贸易质量,调整贸易发展布局,促进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高质量产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解决中国贸易“大而不强”问题和推动贸易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近些年来,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的良好态势和东盟巨大的市场潜力,使东盟成为中国开拓新空间、稳中提质的理想选择。虽然中国对东盟新兴出口市场的开拓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诸多贸易问题尤其是产品质量问题。要想使中国出口到东盟的产品竞争力得到提高,并实现双边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制度这一非传统因素的影响作用在技术飞跃的今天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对待制度对中国出口到东盟的产品质量影响,以实现中国与东盟的高质量贸易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深入研究了制度在中国对东盟出口产品质量中所起的作用。文章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和意义,而后梳理出与文章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并以文献综述为基础制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背景。其次,文章以交易费用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对东道国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选取了中国和东盟十国2002-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依此对“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进行测算,且构建了制度指标体系测算出了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最后,运用计量方法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对东盟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到东盟的产品质量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关系建设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表明:（1）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各项制度质量位居东盟前列,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各项制度质量一直处于下游水平,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泰国的制度质量差异较大,且中国与东盟的制度距离呈缓慢上升趋势。（2）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有限,出口的资源密集型产品质量有所下降,整体出口产品质量并没有提升趋势。（3）东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会促进中国对东盟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制度作用则相反。其中东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质量对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经济制度质量只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4）中国与东盟的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对东盟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其中经济制度距离对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均具有负向效应,政治和法律制度距离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质量的影响也是显著负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