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用“内和谐、外适应”这组理论模型来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二人的国家学说作一个新的解读。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最优政体是哲学王政体，这个政体致力于培育最优秀的人种：哲学家。柏拉图国家学说的哲学观包含理念至上的本体论和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其价值观是追求整体的正义，道德水准极高，知识至上，其社会观就是哲学王治国，统治者内部实行共产共子制度，公民的教育、婚育等都由统治者做出严格的安排。　　 柏拉图国家学说中，理念至上的本体论必然使他忽视了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而趋向于理性主义的治学方法，而由于个人理性的单一性又难免使其价值观陷入极端，他总是推己及人地思考问题，完全不顾普通民众的一般心理感受。在理性主义的思维路径下他倾向于精英统治，极端的价值观使得他的社会观中有诸多不近人情的举措，因此，虽然他的国家学说是内和谐的，但始终无法在政治实践中获得成功。柏拉图两次在叙拉古改革政制都以失败告终，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极权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理念越来越格格不入，这些都说明它在外适应方面是失败的。　　 亚氏《政治学》中的理想政体是平衡贫富双方利益的共和政体，这个政体中主要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亚氏国家学说的哲学观包含实体真实的本体论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其价值观可以用“中庸”一词概括，亚氏尊重人性的基本欲求，且不因追求城邦的整体利益而牺牲民众的个人幸福；其社会观就是中产阶级治国，在这个政体中，城邦的规模和人口都应该适度，中产阶级应占到民众人口的绝大多数。　　 亚氏国家学说中，实体真实的本体论必然使他极为关注现实政制的具体形态，在治学时从现实问题出发，最终的一切设计都要首先考虑其可行性。对应于其中庸的价值观，他在政治变革方面就倾向于采取改革的方式而非革命。政治世界的利益博弈中，应该采取折中的方式，尽量达到双赢的效果，而不应该使博弈成为一场零和游戏。亚氏自己的社会观就是处处遵循中庸之道的产物。因此，亚氏的国家学说也是符合内和谐的要求的。正是因为亚氏在政治研究中，全面详细、求真务实，故他的理论对后世的政治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在中世纪时期，他的国家学说经由托马斯·阿奎那的阐发而与现实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等愈发契合，成为了神权世界中的正统理论。近现代的民主政制，也从其理论中汲取了巨大的养分。亚氏的国家学说在外适应方面就是做得比较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