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统—封建王朝,元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游牧——农耕二元文化、蒙——汉二元文化碰撞最为剧烈、交融最为深入的时代。元代诗歌作为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和纽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诗史互证理论,对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诗歌作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试图梳理诗歌在元代蒙汉文化交融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元代诗歌中关于蒙古族接受汉族文化的诗歌众多,除了已有的研究,可以开拓的空间巨大。论文第一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儒家文化的崇尚。在中原庞大的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居于核心位置,是维系政统所必需的道统。为了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蒙元统治者逐步将尊孔崇儒演变为元朝的基本国策,元代诗歌演绎了蒙古族崇尚儒家文化的历史进程:诏请汉族儒臣,学习儒家思想,祭祀孔子,建立儒学教育体系,实施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儒家文化的播迁,加强了汉族文人对蒙古族统治的认同,元代诗歌也表现了蒙古族诗人的儒者情怀。第二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道教文化的青睐。蒙元王朝占领金宋故土的同时,也据有了金宋人民。金宋故地的道教掌教及弟子进入蒙元政权,道教文化获得蒙古族的青睐,直接推动蒙汉文化及文学的交融。元代诗歌既表现了全真、正一等道派受到蒙古族的青睐,同时也表现了蒙古族诗人对道教文化的接受。第三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汉传佛教文化的认同。蒙元政权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汉传佛教也优礼有加,耶律楚材作为禅宗居士,是最早将禅宗思想传播到蒙古族上层的诗人,其诗歌中对元初佛道之争的描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刘秉忠是忽必烈重要的谋士,也是禅宗临济宗的僧人,他在描写忽必烈征讨大理的诗歌中,书写了蒙古族对佛禅戒杀思想的接受;元代的诗僧描写了蒙古族对汉文化的重视,蒙古族诗人与诗僧多有交往,也留下诸多涉佛创作。元朝建立之后,文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参加上都巡幸。关于参加上都巡幸的诗人及其创作,自元代开始已有相关研究。论文第四章从蒙汉文学交融的视域出发,将两都巡幸制放在元代实施的“蒙汉二元”制度之下进行重新审视,发现这类诗歌新的文化内涵。主要论述了元诗对两都巡幸意义的思考、对驿路风情的描写、对巡幸期间元朝皇帝在上都举行的皇家宴会的吟咏等。民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民族群体中产生、发展和演变,是规范一个地域生活群体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蒙元政权的建立,尤其是两都巡幸制度的实施,蒙古族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向了前台,草原民俗文化也开始受到诗人的关注。论文第五章通过研究元代诗歌对草原民俗的书写、草原民俗诗内容上的新变以及草原民俗诗中的蒙古语等内容,拓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在近百年的岁月里,蒙古族统治集团通过战争结束了自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大江南北,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统一的时期。宋金元文人目睹了蒙元政权通过战争结束分裂,统一大江南北的史实,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丧乱诗。论文第六章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关注由金入元和由南宋入元的众多文人,以他们记录兵连祸结的时代、记录文人充满创伤和矛盾的心灵的丧乱诗为对象,研究这些诗作对家园残破、生灵涂炭的书写,研究诗人对战争的思考、对参战各方的褒贬,对蒙古族统治者接受仁民思想的称颂以及慷慨悲怆的风格。中华多民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诗歌在这部历史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独特的,是政治、经济、军事等交流手段不能比拟的。研究蒙汉诗歌交融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能为研究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交流提供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