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以瑰丽的文采和阔大的容量成为汉文化的代表,以楚文化为发端,在大一统的环境中也存在不同地域的文明交流,奇特的殊方异物和仙境的瑰奇想象为汉赋带来了不同的风格。在“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的驱动下,巴蜀天府之国纷繁的物产和杂耍技艺都以鲜活的姿态融入了汉赋中。赋家将独具特色的蜀地文明融入赋作,以协奏的方式谱写大汉风情,因而地域和文学结合会使研究呈现独特的气象。蜀地三大赋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在汉赋文本中描绘了繁复的植物、鸟兽,深层原因是蜀地独有的“不死鸟”、“钱树”的文化信仰的驱动,蜀地赋家建立的博物的表达模式为汉赋的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以广义的文化学视角将文学、文物结合,采用二重证据法解读汉赋,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指导思路。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在追溯古蜀历史文化线索的背景下讨论地理位置、神话信仰、民族融合三方面对蜀地特有文化风格形成的作用过程。蜀地高原、盆地的地理特征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一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神话信仰和偏安一隅的闲适环境;另一方面与外界隔绝也致使文化交流不畅,秦惠王时期的军事兼并是从政治角度被动地打通了交流渠道,至汉景帝时文翁治学教化,使巴蜀一改文化贫瘠的面貌。第二章以汉赋文本作为材料参照,充分考量区域的文人分布,以蜀地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三大赋家为代表,研究民族信仰崇拜的文化的辐射能力。在人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固定了的象征部族图腾和文化的符号,体现在汉赋中是集中出现的鸟、树等生物类群和具有地域信仰特色的“天门”、“西王母”等意象,探讨“永生树”、“永生鸟”、“天界之门”与蜀地升仙长生愿望在文学中的表现。第三章综合地域对文人的思维构成的影响集中讨论蜀地赋家对赋体的生成作用,司马相如等人以创新的体式、丰富的内容、独到的表达确立了汉大赋的雍容的体制。在蜀地作家娓娓叙述下,赋体不仅是宣扬上德的政治文体,也是侍从文人抒情、讽喻的情感载体,蜀地文人的赋作承接了赋体的开创,同时引领了一代赋作风情,成为后世效仿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