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积极乐观者”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总是以平民主义的姿态出现，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为我所用”。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他不仅把大众文化看成“为我所用”的艺术，而且对于不同的理论资源也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　　本文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入手分析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在基础理论方面，他打着“自由民粹主义”的大旗，将大众文化视为大众根据自身日常生活的情况，以一种积极的、为我所用的方式理解宰制者所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的文化;在方法论方面，他打着“符号民主”的大旗，将大众文化视为大众创造性地把手头的物质资源加以合成，以创造出服务于自身需要的客体、符号、仪式的文化。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关键之处，就是试图挖掘大众文化中潜在的、进步的、循序渐进地引起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与传统美学又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席勒和尼采的美学思想，更是被费斯克当作“为我所用”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费斯克在将传统美学拿来“为我所用”时，对传统美学又采取了明确的批判姿态。因此，在对于“美”和“游戏”的认识上，费斯克的“平民主义美学”与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就产生了明显的理论错位;在对“身体”的理解上，费斯克的“身体的快感和狂欢”的理论又与尼采的“艺术生理学”产生了明显的理论错位。这些错位一方面表明费斯克在后工业社会新的语境中实现了美学的现代变奏，扩展了传统美学的现实空间，体现出他美学理论的正面价值;另一方面也表明费斯克放逐了传统美学的人文价值、精神价值，丢弃了传统美学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其美学理论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对于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有着许多潜在而深刻的影响。不少学者一方面像费斯克那样积极探寻大众文化的积极层面，重新审视大众抵抗大众文化中意识形态宰制力量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据此努力寻求文学研究面对当下文化的阐释力量，主张文学研究应在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以确证自身的价值、意义与理论合法性;另一方面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也出现了费斯克式的盲目乐观和对传统美学中人文价值、精神价值的随意丢弃。这就要求我国学者在研究和解读大众文化时，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大众文化当代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保持对传统美学的反思和回眸，在新的语境中寻求建构新的意义模式和价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