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考察20世纪20年代传播研究的兴起,以社会史的方式呈现使传播得以可能的诸种力量。这一视角意味着强调传播学与历史学研究的融合,从社会史的角度去挖掘和重现传播学的起源,将1920年代兴起的社会诸种力量、学者与历史相勾连,在横向上发现被忽略的、却影响了某个学者或是传播研究发展细节,在纵向上观察历史与学者如何相互影响,传播研究在权力格局的变迁中又如何发生改变。本文从政治力量角逐、社会力量变革、垄断权力的扩张盗最后美国地区霸权走向国际霸权主义的维度讨论了研究取向、研究方法都各不相同的重要传播研究及学者。20世纪初,大政府的初露头角与公众展现出来的潜力使美国传统民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不同层面社会力量的兴起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传统联邦制和地方共同体在城市化浪潮的裹胁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工业统治的大社会。大社会的失序催生了现代管理科学。以科学为名的控制研究在美国的土壤上开始变得十分实用而必需。垄断权力不再局限于商业,大公司大企业与政治的合谋进一步为大政府的管理和“民享”政府铺平了道路。进而垄断权力与宣传公关相配合,宣传为战争动员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公关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得到商业资金的支持。在后来的经济大萧条和二战中,宣传研究进一步被当局所需要,直接造成拉斯韦尔等一批学者向专家甚至是特工转变。当大政府成就了在美国的地区霸权以后,一种国际主义的情绪很自然地萌生了。这些不同维度的力量造就了完全不同于建国以来美国传统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的改变形塑了身处这一时期的人们的观念,进一步影响了传播研究的走向,继而奠定了传播研究主流范式及其对立面的成型。也就是说,正是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传播研究在不同力量交织的作用下成型了。学科内部的变化与发展并不是思想史的全部,任何学术活动都与外部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重新审视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发生了何种权力转移,对于理解传播的起源就有着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遭遇学科危机的原因也凸显出来,即权力的格局再次发生了变化。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兴起与成型有独特的背景与土壤,因此,美国传播研究兴起的错综原因对反思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发展亦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