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读物编刊社,是一个创办于抗战时期的出版机构,它专门面向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中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的民众,前后出版了600多种、5000多万册的书刊,影响甚著。在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群策群力专心一致地潜心去为下层民众创作的机构。本文围绕通俗读物编刊社展开研究,试图理解非常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民众与民众读物的态度,理解编刊社在抗战时期如何发挥抗战动员功能,实现其出版文化价值,并借此获得对当时社会状况与出版环境的认知。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活动既反映了抗战救国下的时代共性,同时又呈现出其自身的差异性。民间传统与五四传统的交汇,凝聚力量抗战救国的时代潮流,构成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的外在环境,与此同时,希冀通过出版印刷通俗读物,唤起民众成为抗战的一支强大力量,则是创办编刊社的重要内在动因,其中反映了通俗读物编刊社独特的民众观与出版观。在“唤醒民族意识,鼓励抵抗精神,激发向上意志,灌输现代常识”的出版宗旨之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三位社长带领社内编辑成员,切实地开展了一系列的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活动。纵观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历程,这群知识分子具备强烈的民众意识,在编印、推广的路径与方式的选择上,十分重视择取合适的宣传内容与形式,以及知识思想扩散、下渗的方式与渠道。无论是满足与引导民众精神需求、旧瓶装新酒式地改良读物、贴近民众的阅听习惯与心理,还是排印符合民众习见之样式、出版物价格上贴近旧式读物,又或是利用传统固有的分销渠道、多方联络传播推广之中介者、采用多种方式的传播手段,无不以走近民众、唤醒民众为目标。在鼓词唱本、通俗故事丛书、期刊、图画及副刊等典型出版物的具体编创实践中,均体现出编刊社知识分子鲜明的出版意识。总体而言,通俗读物编刊社的个案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时代的痕迹,反映民众与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实际编刊工作中,通俗读物编刊社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新的出版尝试,他们兼顾编写、印刷、发行各方面的工作,切实将民众读物送到目标读者的手中。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进步的新型的民众读物,来取代旧式民众读物在群众的影响,既在内容上靠近新式读物,又在民众接受层面上取旧式民间读物之长,在这一点上做的相对比较成功。与此同时,通俗读物编刊社成员的态度与贡献,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与坚定的出版信念,该社的公益性的书刊出版活动,在出版史上应当具备一种出版类型上的价值。另一方面,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面貌,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合力影响的结果。它在面向民众创作读物的过程中遭遇诸多困境,其中的原因既有自身工作的局限性,也有客观原因的无奈,这些因素使得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目标未能全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问题对于出版机构长远发展的影响、出版工作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以及抗战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从事民众改造的文化实践存在的局限性,不仅揭示了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民众读物的改良与创作过程中的困境与不足,亦反映出特殊社会形势下民众读物出版主体的历史角色与工作特点,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出版生态环境的窗口。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抗战期间经历重重困难,却仍然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它专门为广大下层民众创作出版了大量通俗的新文学作品,引导民众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与思想,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抗战精神在下层社会中的传播以及文学创作方法的融合发展,均作出极大的贡献。尽管通俗读物编刊社后来消失在历史之中,但其社会价值却是显著的,于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