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不断渗透我国经济社会各个角落,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磅礴之势,引起各国学者高度关注。在现有关于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中,大多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或是数字经济某一层面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关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效应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探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的影响效应,并及时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尤其在当今世界经济下行,同时处于新冠疫情期间,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介绍了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结构的相关概念。其次,采用熵权法对中国30个省份地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2010-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情况、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数字经济创新、数字经济应用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和分析,同时从质量结构的角度按照受教育程度将劳动力结构划分为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即高技能、中技能和低技能。此外,对我国各省份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结构总体进行现状分析。最后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地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探讨了不同区域内的空间效应。本文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数字经济高歌猛进,发展水平持续高涨。但从我国区域来看,各地差异较大。在2010-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上升趋势,2018年之后中部地区赶超东北地区。（2）我国高技能劳动力人数和占比逐年攀升,但高中及以下的中低技能劳动力仍然占大多数,说明要优化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仍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在我国区域劳动力结构中,东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远超于其他地区,中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较高的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性差异,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不但会影响当地的入学量,同时会对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地区造成过多的人口流入负担。（3）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导致劳动力需求出现“两端极化”的现象,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减少了对中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4）在考虑空间效应后,数字经济仍然会导致劳动力结构出现极化现象,且进一步促进极化的出现。（5）经过空间异质性分析可以得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推动劳动力结构朝单极化方向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促进劳动力出现两端极化的现象,而中部地区没有发生前两者的这种情况。为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结构的冲击,解决就业问题,我国应拓宽新业态的发展空间、推进中等技能劳动力的素质提升和科学分流、注重数字人才的培养、加强数字经济就业平台建设、加强各地区公共民生服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