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绸之路”不僅是一條連接古代中国與西域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條承载着柬西方文明互勤、交融的文化之路。20世纪以来在其沿线不断發现的出土汉文刻本便是後者最好的見證,同時也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向西傳播的有力佐證。这些汉文刻本主要出土自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印刷时間横跨唐、五代、宋(遼、金、西夏)、元等各个歷史時期,数量聚多,文献構成複雜。既有估主體的佛教颊刻本,也不乏经、史、子、集“四部”類书籍,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僵值。然而與出土寫本相比,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相封比较薄弱,值得研究者对其造行深入而广泛的探索。本論文即以絲绸之路沿綫(主要是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出土的汉文刻本作為研究对象,從文献學(特别是版本學)的角度進行相關考索。论文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封“絲绸之路”與“書籍之路”之間的关系進行了分析,並对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總體情况作了筒要介绍。敦煌出土的刻本主要以晚唐、五代和宋初的印刷品为主；吐魯番出土的刻本主要涉及宋、遼、金、元時期；黑水城出土的刻本則跨越来、遼、金、西夏、元等多個時期。以上三地出土刻本在時代上可互相銜接、互為補充,堪稱見證雕版印刷術從初兴到发展壯壯大的實物寶库。此外,第一章回顾了從1909年至今的關於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概沉,指出前賢時彦在取得豐碩研究成果的同時,遐存在一定不足,仍有待今後加强追方面的工作。第二章封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價值進行了分析和介绍。就文献學角度而言,练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的發現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版本學的整體面貌,不僅為版本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物,更促使版本學提出一系列嶄新的課題。就歷史學角度而言,絲绸之路出土漢文刻本不僅有助於深入研究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史,而且是構建完备的印刷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材料。就宗教學角度而言,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不僅有助於封西域佛教傅播的研究,而且有助於加深封各階層宗教信仰情況的了解。就語言學角度而言,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給漢語文字、詞彙和音韻研究都提供了寶貴的材料。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之一。以往封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往往过多地沿襲自封出土寫本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规,而未能兼顧版本學的某些特點。同畴,出土刻本也不同於傅世刻本,有其自身的文物特殊性,加之出土刻本以残葉居多,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封傅世刻本的研究方法。相關研究中存在的種種不足,大多舆研究方法不够全面有關。针封這-情况,論文徙区分刻本材料直至最後考定版本性質,提出了五項大的研究步骤。每一项步骤之下,又针对具體問题盡可能祥细地提出可行的研究方法。比如“缀合殘葉”一項,输文认為在缀合前需要封研究封象進行嚴格審查,應遵循五个“同一”(即出土地點同一、物質载髓同一、所記内容同一、行款格式同一、刻印字形同一)的原则。第四章以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為中心探討了唐五代印刷史的概況。有關這一時期印刷史内容的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但論文立足“二重證據法”和史源學的考辨方法,仍然試圖寫出新意。比如針對不少印刷史名著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如文獻記載的史源缺乏考證,出土刻本的描述存在偏差等),提出駁正意見。此章對唐代印刷術初興的分期問題進行了梳理,指出當前學術界盛行的“高宗一一武周時說”缺乏堅實的依據,並不可信,當以“文宗时說”最為可靠。输文将考察唐代印刷的地理分布間题與分析唐代印刷品的结構结合起來,指出唐代印刷業正是围统印製曆日而展開,構成了完整的生產、销售链條,從而维繁了印刷作坊持續性的生崖。關於五代印刷史概况,主要侧重分析國子監雕印“九经”這一重要歷史事件。論文指出朝廷明令将國子監本《九经》地位視同前代石经,意味着刻本首次具有了高於窟本的权威性,意羲深远。而且五代國子监本经書探用的是蝴蝶装册本,使得正統讀書人不僅閱讀的載體發生了改變(從寫本逐漸變為刻本),甚至連書籍的裝幀形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卷軸到册本)。因此,後周廣順三年(953)六月,國子監本經書印成之日,可謂標誌着中國书籍史正式完全步入了“刻本时代”。第五章将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與傅世文献的记载结合起來,封北宋、遼、金、西夏的印刷史情况造行简要介绍。比如指出北宋时期书籍“刻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给中國文化的整體面貌带來了深速的影响。第六章着重考察了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害籍制度,包括装帧、版式、附屬品等内容。输文指出一些刻本的版式可以溯源,比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罩葉佛像,其版式設計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與刺繡佛像。再比如宋、金刻本中正題名佔據雙行的樣式,實際上早在唐代刻本中即已出現。第七章至第十章分别封练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中的經、史、子、集“四部”類刻本進行了版本考索。這四章连同第十一章也是本输文的重點。《絲路出土经部刻本文献叢考》章中指出德藏吐鲁番文獻中的TID1015號刻本韻书以及九行本《切韻》刻本,並非前辈學者所推测的五代刻本或北宋刻本,此二本寶為遼刻《唐韻》增字本韻書。遼刻《唐韻》增字本與《大宋重修廣韻》的编订、刊刻各不相侔,前者並非後者的母本。它们属於《唐韻》系统的雨个不同分支。《练路出土史部刻本文獻叢考》章中重點考察了黑水城出土的正史颊、编年類刻本。输文封於出土刻本舆傅世善本之間如何造行版本比地,提出了具体的意見,指出面封刊刻於同一地域、刊刻風格又極為近似的刻本應重點把握住字形造一標尺,凡找出字形間的微殊之處,而不能僅僅通過對版本的“觀風望氣”,便將兩種刻本牽合為一。《絲路出土子部刻本文献叢考》章在缀合的基础上指出黑水城出土《初學記》屬於南宋建本系统,版式可與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所藏紹興十七年余氏本進行比較,但黑水城本的刊刻時間很可能更早,也更接近於绍兴四年建阳刻本的原貌。此外,论文结合讳字與内容,指出黑水城出土《文酒清話》當為宋刻本,成書時間大約在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很可能出自熟悉汴梁生活的“書會才人”之手,具有文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絲路出土集部刻本文獻叢考》章在對黑水城出土《三國志文類》、《薛仁貴征遼事略》定名的基礎上,分别考察了這兩個刻本的版本特徵,指出此二書同為元代建安坊刻本,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價值。第十一章是《絲路出土佛教刻本文献叢考》。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中,佛教文献不僅估據了总量的絕大部分,而且内涵豐富。此章選取吐鲁番、黑水城出土的中土撰述類佛教刻本進行考索。比如指出吐鲁番本《御製綠識》雖然帶有千字文编號,但很可能只是一單刻本。該本覆刻自《金藏》本,大概是出於方便持誦的考慮,吐魯番本將《金藏》本原來的卷軸裝樣式變换為蝴蝶裝册本,在版本學上具有寶貴的標本價值。第十二章是《絲路出土汉文刻本鑑定雜考》,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鑑定既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點,也是一个鞋點。比如黑水城文献中包括宋、遼、金、西夏、元等朝代的刻本,來源複雜,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誤判。論文選出十六種可靠的西夏漢文刻本對其版本特徵進行考察,在版式、字體、諱字等方面初步提出一些鑑定意見。並對黑水城文獻中三件誤定朝代的漢文刻本進行了重新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