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威廉．福克纳因其作品中对暴力、性、乱伦等人性阴暗面的描写而被众多评论家认为其缺乏人文关怀，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四十年代起，以考利为代表的评论家们重新阐释和评价了福克纳的作品，承认了福氏作为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的地位。本文拟从《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两部作品着手，证明福克纳在其创作过程中不仅在艺术手法上是个伟大的创新者，而且也从来没有停止在人性主题上的探索。在1929年出版的《喧哗与骚动》中，我们看到福克纳主要关注的是南方本土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南方妇女丧失话语权和南方年轻一代男性失落的生存状况。而在这两种现象背后则是南方传统和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和践踏。而在七年后出版的《押沙龙，押沙龙!》里，我们可以读出福克纳在创作主题和技巧上的一个成熟过程。在这部作品中福克纳对人性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不仅描写了白人和白人的差异，更突出表现了黑人与白人的差异导致人性的泯灭。阶级划分和种族主义这两大问题已经突破了南方本土的界限，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福克纳在人性问题上不仅一直关注，而且不断更新，不断突破。 同时，本文也试图从两种角度出发，对这两部作品的叙事手法进行不同的解读。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因运用了现代主义作家所惯用的许多技巧而长期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精英之一，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他则运用了更多更繁复的技巧，其超前性使作品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作品的某些特征，如文本结构的开放性、互文性手法和元小说特征。最后，本文还试图证明福克纳在艺术手法上的不断创新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他的思想，表现他的人性主题。尽管福克纳在作品中表现出批判和嘲讽态度，他对部分人物如迪尔西和朱迪思的塑造表明他对人类的将来持始终不变的乐观态度，他对人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