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作为研究公共政策的全新视角,其意识主流化的进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各国都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本研究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根据女性就业政策变迁划分为建国初期政策初建时期、政策垮塌转型期及女性就业政策支持体系重建期三个时期；从社会性别意识的视角出发,以公共政策过程“间断—平衡”理论为政策分析框架,辅以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我国建国以来与女性就业相关的公共政策,将促进女性就业政策理念引导下的法律保障性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社区发展政策及相关企业政策纳入到促进女性就业的政策框架中去。通过对政策过程的分析,寻找女性在经济参与(就业)领域待遇变化的政策原因,通过对政策理念引导下的相关政策间关联性的分析,发现各项社会政策间的横向互动关系,通过实地调查了解社会公众对女性就业政策认知以及对女性就业问题的看法与感受,并综合多方观点提出重新建立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支持体系的政策意见。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以社会政策的变迁作为研究的纵向时间经度,以同一时期的各项社会政策作为研究的横向纬度。在纵向上主要反映社会政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而出现的“间断—平衡”状态,在横向上主要分析同一时期各项社会政策间的联动关系。以制度变迁作为研究的关注点,以制度变迁下的社会公众行为方式作为分析制度效果的实证材料,以国家社会政策体系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以政策事实效果对男女两性在就业领域的影响与感受作为分析政策体系合理性的素材。本研究发现劳动就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是对社会性别指导下的女性就业支持体系政策需求的主要原因。女性就业的政策支持体系的建立,有利于缓解行业、职业的性别隔离和就业身份的性别化,有利于女性的职业发展、经济收益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促进女性就业应该作为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社区服务政策、托幼政策、儿童教育引导、金融税收政策等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以社会性别意识为基本价值理念,在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女性就业政策成败的基础之上,结合现阶段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建立起涵盖法律、社会保障、社区服务、企业政策等多重社会政策在内的女性就业政策支持体系。本研究采用双政策框架理论,主体理论——“间断—平衡”理论,辅助理论——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试图通过两种理论共同解释在长时期内政策产生、消亡、重建的过程。并在分析社会政策时融入社会性别视角,以两性关系作为判断政策存在的合理性因素进行考量。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访谈资料为补充、以调查数据为参考,既关注宏观政策变迁也关注政策对象的实际行为方式,最终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女性就业支持体系政策框架。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建国以后的历史中,中国女性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建国后制定的各项促进女性就业、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社会政策。但是最初盲目追求表面的男女平等,各项政策中用统一标准对待男性与女性,有些政策对于女性“过度保护”,有些政策甚至忽视了女性先天的生理特点,使女性在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承受了很多超越性别的工作压力,但是,必须肯定的是,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系统化政策体系的建立,为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打下了观念和政策的基础。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前一个时期的政策隐患被暴露出来,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剧烈的冲突,政策变迁不可避免,而且表现出了一种非渐进状态,特别是与女性相关的各项政策中,出现了“间断-平衡”理论中所描述的“均衡”破裂状态。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女性的就业权成为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牺牲品,促进女性就业的支持政策除了在法律条文中还能看到相关论述,事实上已经支离破碎。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压力的影响下,女性被迫离开社会经济领域,或落入低层次就业领域。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性别意识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公共政策的全新视角。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运作,已经进入平稳发展的态势,我们现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而女性社会地位作为衡量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指标又被重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公共政策是政府理念的代言人,以促进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为出发点,进而不断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手段之一。延续“间断-平衡”理论中对政策过程的理解,“均衡”被打破后,必然会出现新的“均衡”。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观点又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然成为推动的核心力量,新的公共政策需要在政府的努力下建立。基于这种思考,本研究通过对纵横两个纬度的考量,在现存的政策体系基础之上,重新建立起以社会性别理念为引导,以法律保障性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社区服务政策及企业政策为支撑的促进女性就业的支持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