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以其批判哲学而成为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1]不仅是宗教,而且科学和形而上学也都必须在理性面前为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辩护,寻求自身得以成立的基础。二律背反可以说是以往独断形而上学中各种矛盾的汇集点,宗教、科学与形而上学中各方对立的观点都在二律背反当中有所体现,而二律背反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理性自身。以理性批判为工具,康德恰恰是在二律背反当中为科学、形而上学以及宗教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第一,科学功能在于认识,知性通过范畴整理由感性直观提供的杂多表象因而形成认识,范畴是认识主体的先天内结构,从而保证了科学的必普性和必然性。由此,科学在知性范围内得以立足,其根基得以贞定。第二,形而上学,在自然范围内,追求世界的全部整体与单纯部分(实体),并要求把它们在经验中直观出来。它们实质上是根源于知性范畴经验性地整理直观表象的综合活动,进而在超验的理性当中继续进行这种综合活动。但源于超验理性的世界整体与实体亦是超验的,本质上不过是理性的幻相,因而不能在经验中被直观出来,自然的形而上学就此被证伪。同时,如果世界整体与实体作为理性的概念保持其先验的观念性而不要求经验的实在性,那么它们,作为知性永远追求的目标,就会对科学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通过对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康德认为,认识的关键在于认识主体,通过认识主体的先天认识结构,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得以关联,上帝不再作为一个居间的第三者预定两者的关系,从而,上帝也被放驱出了自然界。至此,围绕着自然形而上学的对象所展开的辩证论也相应地失去了效力,哲学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可以是辩证的,但其作用却是实践性的。辩证法,作为哲学的手段,其目的就在于实践,因而是一种实践的智慧。第四,虽然自然形而上学被证伪了,但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仍然现实地存在着。自然因果性是经验世界中的惟一法则,但它本身却不是惟一的因果性,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既可以选择服从自然的因果性,也可以选择不服从,而自由地开始另一个因果序列。以此为契机,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的出路就在于道德形而上学,以自由为基础,道德形而上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上帝获得了重生,“即使上帝不存在,也应该创造出一个来。”[2]上帝在场,它可以保证人们自由地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进而确保有道德的人按比例地配享幸福,至此,以信仰为核心的宗教又重新获得了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