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电影自诞生至今,日本形象始终作为一个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存在。不论是对台湾文学、风俗、社会、历史等问题的思考,还是对台湾电影史、故事文本、影像风格、导演创作的剖析,都无法回避日本形象的存在和影响力。作为台湾新一代电影人的魏德圣,其主要代表作品都以日本殖民时期的历史为背景,因此都涉及到对日本及日本人形象的重构。这些影片所呈现的日本形象或日本情结都是台湾特殊的日本症候群的集中反映,它属于台湾社会情感或社会心理的范畴,而近二十年来已经发展到近似意识形态的程度,深刻影响着台湾社会的历史认识与身份认同。在对日本人形象的书写上,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新一代导演的魏德圣明显具有不同于上一代的创作理念。电影的叙事不再集中展现日本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民族伤痛和记忆,而是用柔性化的笔触书写出了带有后殖民想象的“新日本形象”。从承载着殖民记忆的“恋人”到多元化的殖民“侵略者”,再到传播文明的“精神导师”,魏德圣在三部代表作品中通过视听镜像表达,叙事时空的结构以及叙事符号的组合建构出了多重类型的日本人形象。其电影作品赋予了日本人以温情气质和崇高品质,折射出新世纪台湾电影中特殊的“日本性”,从而在电影文本、电影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塑了一个对于台湾日据时代历史的集体想象与认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台湾社会所产生的文化认同上的危机致使魏德圣对日本人形象的银幕建构已经被赋予探寻所谓“台湾意识”的重任。影片都从各自的视角和叙事中形塑了不同类型的日本人形象,而作为对照的日本人是导演魏德圣试图重塑台湾主体性叙事和召唤民族主义的有力支撑,因此对于史实的再现、叙事角度的选择以及日本殖民者形象等方面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魏德圣依旧无法摆脱“悲情台湾”的创作情结,其对日本人形象的银幕建构也只是后殖民次文化语境下的产物,难以形成超然的创作视野与反思意识。因此,他的影片缺乏直面日本殖民主义霸权框架的反省和批判意识,也使得以“去边陲化”为前提的台湾主体性的建立充满了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