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大规模流动造成子女留守或随迁的空间分化。无论是留守还是随迁,由于农民工生计压力,无暇顾及子女,减少了彼此间的联系、情感交流等代际间的支持,使其出现“学习成绩下降、厌学、逃学”、“性格孤僻”、“道德真空”等一系列的问题,农民工未成年子女问题日趋严重。但由于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待子女问题时的想法和行为会受性别的影响。目前有很多实证研究只揭示了某单一群体性别与代际支持的关系,并且更多关注的是赡养老人的代际关系,缺乏同时在父母和子女性别下研究农民工对未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性别视角(农民工性别视角、最后一孩性别视角),深入研究农民工未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为促进农民工代际关系提出公共政策建议。本文采用2014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从性别视角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代际支持进行系统研究,利用OLS回归模型和Ordinal回归模型系统揭示了子女特征、家庭特征与农民工未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内在关系,分析了代际支持的总体现状和影响机制。对推动农民工家庭代际支持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研究可能的创新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农民工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为研究对象,以对未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为研究内容,不仅拓展了代际支持的研究对象,还深化了农民工代际关系的研究。农民工代际支持的研究内容多在养老方面,父辈对子辈的代际支持研究较少,且同时对农民工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的代际支持进行研究的也不多。本文研究农民工未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为解决代际支持问题提供现实依据。第二,基于农民工和子女性别视角,结合家庭三代的特征构建了家庭特征、子女特征对农民工与未成年子女代际支持影响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农民工代际支持的研究视角及其影响机制。父母对子女代际支持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了代际关系,而这种差异主要受父母和孩子性别的影响。通过农民工性别视角和子女性别视角,探讨不同性别下农民工对未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丰富了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三,揭示了农民工经济支持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在农民工性别视角下,祖辈抚养孙辈和子女随迁情况并不影响农民工的经济支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子女教育决策权对经济支持的影响均为正向影响,即丈夫决策有利于农民工对未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健康程度只对男性发挥作用,即子女身体越好,越不利于男性农民工对未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在最后一孩性别视角下,祖辈抚养孙辈和子女健康情况均不影响农民工的经济支持;无论是最后一孩为男孩的农民工还是最后一孩为女孩的农民工来说,子女教育决策权对经济支持的影响均为正影响,即丈夫决策有利于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随迁不利于农民工对最后一孩为男孩的经济支持,即随迁后的最后一孩为男孩的经济支持较少。最后一孩与第一孩对比下,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决策权和子女健康程度并没有孩次差异,即农民工对最后一孩与第一孩的经济支持没有显著的差异;祖辈抚养孙辈有利于农民工对最后一孩的经济支持;子女随迁情况存在孩次差异,即“最后一孩随迁且第一孩没随迁”和“最后一孩和第一孩都随迁”的情况下,农民工越倾向于对最后一孩进行经济支持。研究结果对于改善农民工对未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促进农民工家庭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第四,揭示了农民工情感支持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在农民工性别视角下,抚养孙辈与农民工对未成年子女的情感支持并没有显著影响;子女教育决策权只对于男性存在作用,即相对于妻子决定,丈夫决定和共同商议都不利于男性农民工对未成年子女的情感支持;子女健康程度和子女随迁情况存在显著的影响,即无论是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身体好的子女比身体差的子女更能得到农民工的情感支持,随迁子女比不随迁的子女更能得到农民工的情感支持。在最后一孩性别视角下,祖辈抚养孙辈对情感支持并没有影响作用;子女教育决策权对最后一孩为女的农民工有显著影响,即丈夫决定有利于农民工对最后一孩为女孩的情感支持;对于子女健康程度而言,子女健康状态一般的比差的情感支持较少;随迁子女比不随迁子女更能得到农民工的情感支持。在最后一孩与第一孩对比下,抚养孙辈和健康程度并不存在孩次差异;子女教育决策权存在孩次差异,即相比于妻子决定,共同商议不利于农民工对最后一孩的情感支持;关于子女的随迁情况,相比于“最后一孩没随迁且第一孩随迁”,“最后一孩随迁且第一孩不随迁”或“最后一孩和第一孩都随迁”的状态下农民工情感支持越倾向于最后一孩,存在孩次差异。研究结果对加强农民工与子女之间的交流,进而对促进其情感支持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