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至今,美国女性为争取其自身解放经历了漫长历程。从争取选举权,到呼吁各项基本人身、财产权,再到主张打破固化的文化性别角色藩篱,联邦最高法院与女权主义者及女性组织共同谱写了女性解放的新篇章。穆勒诉俄勒冈州案、罗伊诉韦德案、梅里特诉文森案及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等联邦最高法院女权诉讼经典判例正是其中的关键要素。通过梳理和剖析上述女权诉讼经典判例,可管窥美国女性解放的潜在路径,并一探其女性的睿智和无畏,丰富我国女权主义法学研究及女性解放的实践资源。美国女性解放路径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存在某种辨证的螺旋式发展关系,即女权主义实践激发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形塑女权主义法律实践,女权主义法律实践又重构女权主义法律理论。首先,基于女权主义实践的现实需求,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应运而生。女权主义法学家开始反思女性的现实遭遇,进而提出有关性别问题的诸多核心论点,试图揭示并改善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现状。其次,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发展形塑了女权主义法律实践,其中最典型的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女权主义者著书立说、游说及诉讼筹备的重要目的在于寻找罗伊案之类的典型女权案件,并将其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女权主义者精心挑选的案件之所以能够成功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并取得较为满意的判决结果,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支撑。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女权诉讼经典判例的作出,不仅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女性权利,也促进了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新发展。总之,女权主义法律实践和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交互作用,使得美国女权主义者并未受限于立法和修宪程序,而是通过司法另辟蹊径助推女性解放。诚然,各国女性解放的途径和模式具有特殊性,美国模式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但是,通过司法实现女性解放作为美国女性解放的宝贵经验,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能为推进我国女性解放事业带来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