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审判依据的案件事实，并非一般人们所认识的那样，是直接来自于证据的产物，它在司法过程中的建构需要经过两个层面，证据的建构是第一个层面，而另一个长期受到法学理论忽视的，就是修辞和叙事等有目的的语言活动的层面。这篇论文讨论的便是后者——实际上，案件事实最终是在修辞和叙事中完成的文本。　　 证据的任务是对案件是否存在的确认，以及提供关于案情经过的信息事件。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却非常复杂：一方面，从证据中读出的事件，是分散、零碎、片段化的，如果单纯将它们不加修饰地排列起来，并不能马上得到一个对于司法审判来说有意义的案件事实。另一方面，证据可能是非语言的，需要被人认识理解，然后翻译成语言形式，在指导人们认识证据和翻译证据的时候，先在的经验往往以类型化的故事模板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指导人们如何理解和言说这些证据。　　 在司法的语境下，案件事实必须是一份完整的叙事，也就是必须具有一般要求下的故事结构——作为初始格局的开头，作为终结格局的结尾，以及完成从开头到结尾的叙事发展的情节推进，同时，还必须具备人物、行为、案件等必备要素。从证据中得来的片段式的事件若要转变成这样一份故事文本，需要使用到修辞和叙事这样的语言活动。　　 在编织故事的时候主要有两项重要的修辞策略：情节化发挥和事件挑选。所谓情节发挥，是在编年史事件之间的空白和裂隙处，使用符合读者经验和想象的内容去填补疑问和衔接空白，这些内容是无法直接从证据中得知的，它们属于想象和发挥的部分，但往往隐藏在叙事中无法辨认，当遇到质问时又可能以推理或解释的姿态出现。所谓事件挑选，是指编年史的案件事件不一定会全部被编织到事实文本中去，有的事件被挑选进叙事中去，有的事件可能在叙事文本中完全没有出现。如何进行情节化发挥，如何筛选事件，都是由叙事者所确定的故事主题决定的，不同发挥形式和挑选取向，将导致在同一证据基础上有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事实文本。　　 而在判决寻求受众认可的意图上，事实叙事也担当了关键性的角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修辞建构的另一个特殊策略是人物塑造。也就是依照通俗的价值教条将故事中的人物标签化为“好人”或“坏人”，事件都依照人物形象及其应有的命运去发挥、解释和编织。当人物形象确定之后，读者自然会期待人物按照日常经验得到他们应该有的下场：好人得好报，坏人受惩罚。叙事者计划的故事结局亦即判决结果也就水到渠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其实并非如人们日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语言的装饰技巧，司法以及其中的人们有目的地使用语言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修辞也会是一种事实的呈现方式，它建构了案件事实，也建构了当事人的历史状态，以及受众的认知结构。　　 司法的过程是一个叙事创作、分歧、整合、对抗的过程，通过崔英杰一案我们不仅看到案件事实的叙事建构问题，也要从中认识到一种法庭与公众的叙事抗衡。公众对于审判的期待也会蕴含在他们对事实叙事的期待中，如果人物的形象和命运明显偏离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感受，审判结果将使他们感到极大的不安，这种不安引发的反抗和不信任有可能危及整体制度的运行。而更需要重视的是，公众的抗议不是职业主义者所想象的非理性的壹泄，相反，他们往往可以拿出与法庭确认的事实文本具有相同证据基础的、相同逻辑理性的另一份叙事，作为反抗的方法，这种情形是法律职业人和学者有必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