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以中国1992-2017年IHD的死亡率数据为例,论证APC模型四种经典的参数估计方法的估计原理、估计结果以及模型统计性能之间的差异,为今后国内APC模型研究提供方法学参考;对我国居民IHD发病和死亡趋势进行描述及模型研究,探讨IHD发病率和死亡率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及各种影响因素,为今后我国IHD的防控工作提供参考。方法:（1）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APC模型的可估计函数法、内源估计法、约束广义线性模型法和次序法共四种参数估计算法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检验了这四种APC模型参数估计值的差异,同时检验了这四种AP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生物合理性。（2）利用赤池信息准则、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偏差、Pearson卡方和嵌套模型的似然比等标准,比较了四种经典的参数估计算法下APC模型的拟合效果。（3）对1992-2017年间我国男性和女性IHD的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趋势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识别IHD发病和死亡趋势中有意义的变化区段,并计算其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同时进一步分析IHD的年龄别发病率和死亡率在1992-2017年间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4）应用APC模型的约束广义线性模型法分析我国IHD的发病和死亡趋势,将发病风险和死亡风险分解为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三个方面;根据研究结果探讨IHD发病率和死亡率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及影响因素。结果:（1）就参数估计的原理而言,可估计函数法、约束广义线性模型法和次序法属于任意参数约束,内源估计法属于机械参数约束,其本质都是漂移的任意划分。但内源估计法的约束设置很难验证其正确性,从而无法保证估计参数的正确性。就参数估计的结果而言,不同参数估计方法下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的参数估计值各不相同;同一种参数估计方法在设置不同参数约束条件时的参数估计值也不相同。就参数估计值的稳定性而言,内源估计法最为稳定,可估计函数法和次序法其次,约束广义线性模型法的参数估计值的稳定性最差。就参数估计值与生物证据的吻合度而言,针对本研究数据,可估计函数法和次序法的参数估计值与生物证据的吻合度更好;部分约束条件下,约束广义线性模型法的参数估计值的比较符合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的预期模式;内源估计法的队列效应趋于平滑,不完全符合预期模式。（2）就模型的拟合性能而言,首先,模型参数的假设检验验证了建立APC分析的必要性。相对于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APC模型提供了对发病或死亡率趋势更全面的定量分析。其次,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表明,APC模型的约束解都是最佳拟合解,并且拟合同一个因变量值。因此,无法通过拟合优度检验判断哪一个解对应的参数估计方法更优。（3）2017年中国总人群IHD发病人数为158.08万人,粗发病率为111.92/10万,标化发病率为86.33/10万;与1990年相比,2017年发病人数增加了110.17%,粗发病率上升了82.10%,标化发病率降低了6.96%。2017年,中国总人群IHD死亡人数为175.00万人,粗死亡率为123.90/10万,标化死亡率为107.22/10万;与1990年相比,2017年死亡人数增加了187.75%,粗死亡率上升了149.32%,标化死亡率上升了23.57%。（4）1992至2017年期间,我国IHD标化发病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总体呈下降趋势（AAPC=-0.3%,P＜0.05）。其中,15-19岁,20-24岁,……,45-49岁年龄组发病率分别经历了2至3次有意义的下降趋势,总体均呈持续下降趋势（AAPC=-0.4%,-0.6%,-0.8%,-0.6%,-0.6%,-0.4%,-0.4%,均有P＜0.05）;55-59岁、60-64岁、65-69岁、75-79岁以及≥80岁年龄组发病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总体均呈下降趋势（AAPC=-0.2%,-0.2%,-0.2%,-0.2%,-0.2%,-0.3%,均有P＜0.05）。IHD标化死亡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而后又下降的变化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AAPC=0.9%,P＜0.05）。其中,15-19岁,20-24岁,……,40-44岁人群死亡率均呈总体下降趋势（AAPC=-2.7%,-3.9%,-2.5%,-1.8%,-1.7%,-1.8%,且均有P＜0.05）,75-79岁和≥80岁年龄组死亡率呈总体上升趋势（AAPC=1.0%,1.8%,均有P＜0.05）。（5）男性与女性的IHD发病风险和死亡风险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指数增长模式,且在75岁以后女性的IHD发病与死亡风险反超男性。男性与女性IHD发病的时期相对危险度均在1992-2017年期间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总体呈上升趋势;男性与女性IHD死亡的时期相对危险度均在研究期间内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而后增速放缓的趋势。在1968年以前的出生队列经历了抗日战争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IHD发病风险和死亡风险的急剧上升;在1968年以后的出生队列中,男性与女性IHD发病、死亡风险均随着出生队列呈持续下降趋势,且女性发病、死亡风险高于男性。结论:（1）内源估计法依赖于没有生物学基础的数学假设,尽管参数估计值稳定且唯一,却很难验证其参数估计值的正确性。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内源估计法不应该成为不可识别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有一定可考证的辅助信息情况下,研究者可以根据数据特征捕捉最佳参数估计方法,然后根据参数估计结果与生物证据的吻合度这一指标验证参数估计值的可信性。这种情况下,约束广义线性模型法、可估计函数法和次序法都值得尝试。（2）在流行病学领域,APC分析定量估计了年龄、时期和队列对健康结局的独立影响,从宏观角度探索了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医疗技术等因素对IHD发病及死亡趋势的影响。相对于用图表来表示数据,APC模型可以提供更简洁的数据表示。相对于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APC模型提供了对发病或死亡率趋势更全面的定量分析。然而,研究人员应该意识到使用APC模型从数据中推断出的结论的局限性,谨慎表达任何约束估计下的结果。（3）2017年,中国IHD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多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不良变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IHD发病人数、死亡人数仍处于快速增长期。当前,我国IHD的防控工作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庞大的高血压、高脂胆固醇血症和糖尿病患者以及超重肥胖人群正是未来IHD患者的后备军。一级预防任重而道远,二级预防势在必行。（4）标化发病率在2005年后出现下降趋势,且在所有年龄组均呈下降趋势。标化死亡率在2011年后呈现出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主要是较年轻人群（15-44岁）死亡率下降导致的。（5）在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的分解中,年龄是IHD发病与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老年人尤其实是女性的IHD发病风险和死亡风险较高,需在IHD防治工作中引起重点关注。时期效应表明,研究期间IHD标化死亡率呈总体上升趋势与IHD疾病危险因素水平的升高有关。尽管IHD诊断技术的发展、治疗的改善以及知晓率的提升等进步正在逐步降低IHD发病和死亡的时期相对风险。但是,胆固醇、高血压、肥胖、糖尿病等危险因素的大面积暴露以及危险因素水平的大幅提升增加了IHD发病和死亡的时期相对风险。与此同时,我国IHD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将迎来IHD事件的拐点。IHD发病和死亡的队列效应说明了战争灾害、社会及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动荡所带来的生命与健康威胁。在19世纪60年代,由于战争内乱、自然灾害等恶劣的宏观社会环境对当下出生人口其身体素质的负向影响是贯穿一生的。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以及越来越好的卫生保健条件、国民身体素质的不断增强,婴幼儿健康储备以及营养状况的良好状况降低了其整个生命过程中IHD的发病风险和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