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突破长江天险,进占长江以南各省。5月3日,杭州解放;7月上旬,浙江大陆全境解放。在迅速创建浙江地方新政权的同时,如何在成功实现对杭州新闻报纸接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为新政权服务的报纸体系,成为中共浙江省委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杭州解放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在对杭州报纸接收与管理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服务浙江地方政权建设来进行。其具体举措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党发声,统一声音”。在此阶段,浙江省在接收国民党报纸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共浙江省委党报,并通过充实、整顿与教育报社人员,建立党报委员会,推行通讯员制度,确立一整套责任到个人的严格的审稿制度,减少党报失误等措施,不仅保证了党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强化了党报的“喉舌”作用。与此同时,浙江省还根据建政需要发行了数张自己掌握的公营或私营报纸,以协助党报宣传,服务新政权建设;对杭州私营报纸的管理,也由最初的“基本自流”状态到要求其进行登记,再到对其新闻源、新闻制作、报纸发行(党政系统内部)等方面逐步加以规制。至1950年6月,杭州已无对外发行的真正私营报纸,基本实现了“统一声音”的目的。第二个阶段则是浙江省新闻报纸管理的国家化与制度化过程。这一阶段,浙江省根据中央或华东局的相关规定,设立浙江省新闻出版处,统一管理全省新闻出版工作,并要求全省重要新闻实行统一发布,一般新闻则由各该单位设立新闻秘书专司新闻发布事宜。随后,根据华东局的规定,省新闻出版处对全省新闻单位的数量、员额编制、出版物样式等等进行较为详细的规范。在此过程中,原先省属的新闻报纸管理权逐步被收归华东局新闻局或新闻总署。与此同时,根据中央“邮发合一”的指示及华东局规范私营分销处的规定,浙江省对整个杭州报纸发行领域进行整顿与规制,将全省各报纸的私营分销机构纳入了新闻出版处、工商、公安等机关的联合管理范畴。中共对杭州报纸接管的举措,既是当时建政环境、重塑国家权威的客观需要,也是后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然的、统一的步骤。其背后所突显的新闻报纸管理思维模式并非仅仅像人们平常所认为的源于中共的特殊意识形态追求。若对近代以来的历届政权在杭的新闻报纸管理作一梳理,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政权都试图对新闻报纸进行统制管理,但实现程度却不尽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以来,国共两党在杭州的新闻统制举措高度雷同,但结果却完全不同。排除局势因素来看,中共的成功极大的得益于其强有力的执行力和制度设计的严密性。若将中共对杭州的报纸接管同上海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中共政令的高度统一性,但在不同的执行环境中又夹杂一些地方特色或者说是弹性。此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报纸管理的起点,中共对城市新闻报纸的接收与管理,对后来新闻管理理念、政策以及新闻事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