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华政策在新中国经过了重大的转变。中苏之间共经历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刘少奇访苏、毛泽东访苏、以及朝鲜战争等重大事件。苏联的对华政策由支持国民党、转为中立调停、继而支持中共、形成中苏同盟、最后演变成战时军事同盟。本文旨在研究苏联对华政策发生改变的过程、推动这种转变的动力以及这种动力与俄罗斯传统历史上的外交目标的关系。透过研究,本文发现,从历史上观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始终受限于“领土与港湾的追求”、“使命感”与“例外论”三者。在不同的时期,这三者会转化成不同的型态。本文认为,调和这三者的,正是特定时期的苏联国家战略。苏联的国家战略不但能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更能排列出这三者的轻重缓急次序。从而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找到追求的方向。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三个目标转化为“缓冲区”、“结盟”与“担心世界大战爆发”的内容。在1947年,由于苏联的国家战略从“一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战略转变成“两个阵营”战略。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追求也从以“缓冲区”转向“结盟”。透过历史档案的研究,本文认为苏联对华政策也不能例外于这种情形。只是国共内战尚未结束,使得苏联不能将新的战略运用于对华政策上。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首先,苏联国家战略改变是苏联对华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只有苏联国家战略的改变才能导致苏联对华政策根本性的调整。否则,任何的对外政策调整只是因应外在因素变化而在手段上的改变,政策背后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其次,本文提出了“双重缓冲区”的概念,用以说明苏联的对华政策。本文认为,在“一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战略指导下,恰恰是苏联为了在中国建立双重缓冲区,即以整个中国为美苏的战略缓冲区、以东北为中苏之间的战术缓冲区,所以在官方的对外政策上,采取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希望国民党代表的中国能起码在形式上独立于美国;在东北的问题上,则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民党政府对于东北的控制,俾使东北在自治的状态下,成为中苏之间的缓冲。最后,本文引用斯利卡的“联盟观念”的概念,用以解释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在联盟观念的作用下,中苏结成了同盟。以中苏同盟的功能而言,苏联希望透过制约中国导向美国,以维持美苏之间两大阵营对峙下的国际均衡。与新中国结盟就是最好的制约手段。就中国来说,通过中苏结盟,可以求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阵营的国际承认。这有助于刚刚建立新中国的中共巩固政权与使其政权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