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新驱动和强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效率、环境指数、生态福利等与美丽中国建设密切相关的概念越来越受到政府与民众的关注,加之近年来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受阻、连片性雾霾天气时有发生,环境污染等日益严重,使得经济转型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绿色创新这一经济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上。然而,由于受地区技术水平、资本积累、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等多重异质条件的影响,我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及其溢出效应、绿色创新的吸收能力等各不相同,最终导致了区域与产业间绿色创新发展水平的失衡。这种失衡,不仅阻碍了我国整体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也进一步加重了绿色创新水平较低地区的资源能源浪费、生产效率下降和生态环境退化,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基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的指标体系来测度相应的绿色创新水平,借鉴Desmet&Hansberg(2014)的空间创新扩散模型,从产业绿色升级视角演绎了地区异质条件下绿色创新的动态扩散机制;然后运用超越对数和产出距离函数改进后的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我国30个大陆省份(西藏除外)2001-2015年的绿色创新效率值,分析其时间收敛性和空间梯度变化趋势;进而分别以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加权和经济地理嵌套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当地技术市场成熟度、金融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等五种地区异质条件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及其溢出能力、吸收能力等三方面的影响,其中地区异质条件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表现为直接效应,通过吸收其他地区所溢出的绿色创新“因子”后再对本地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表现为间接效应。综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平均水平不高,但却逐年增加,且在时间上表现出收敛趋势,然而在以样本期内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为标准的空间视域下,三个梯度间的绿色创新效率差距却一直很明显,没有表现出缩小的迹象。也即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时间上收敛和空间梯度上发散的时空分异格局。第二,我国绿色创新效率低-低型集聚的省份要多于高-高型集聚的省份,这种空间集聚特征不仅拉大了地区间绿色创新的差距,也会阻碍我国整体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第三,一省技术市场越成熟、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而前者正向影响的间接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后者则相反;开放程度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相应的环境规制来匹配,否则效果并不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倒“N”型影响则是政府与市场动态博弈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策约束的增加,作用方向为抑制-促进-抑制;政府支持力度则在时空演变中发挥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作用,但其间接效应却具有不确定性。总之,我国绿色创新效率在省域视角下存在时间上的收敛性,在空间视域下却存在梯度上的扩散性,再加之绿色创新效率低-低型集聚省份多于高-高型集聚的空间特征,说明地区异质的确导致了我国绿色创新效率在时空上的分异特征,这不利于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均衡发展。所以未来我国应在提高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其溢出能力和吸收能力等正向效应的发挥。也即需要通过环境规制来提高贸易质量,限制外国企业污染型“因子”的输入,吸收其前沿性绿色技术和先进环保理念;政策支持创新应具有方向上的偏向,努力引导技术市场的投入和研发由“污染型”向“清洁型”的转变;全面发展各省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为我国绿色创新的快速均衡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地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