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分子的叙述与描写,一直是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上世纪90年代身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作家批量出现,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被深度探求和多维塑写。作家对文本中人物批判质疑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文本内外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文化宿命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镜像式统一,学院生活与公共空间就此连接起来。目前有关学院知识分子并没有现成的界定,能够符合本文界定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文本人物形象的分析,对单个创作主体的作家论研究,或是对“学院派”学理成就的研究。本文试将学院作为联系创作主体与叙述对象的场域,抽样考察1990年代以来在学院体制的变化中,作为学院知识分子的创作主体关于学院知识分子的小说叙述。通过对一系列现代学院知识分子形象所体现的社会角色、文化身份和伦理道德等问题的讨论;对此类文学叙述话语方式的探询;以及对历史转型期相关政策与大学体制的研究,来考量作为学院知识分子的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在此基础上认证出这一主题所涵盖的许多与知识分子切身相关的问题:学院知识分子如何自审?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使命?自身的位置是什么?怎样认识自己在社会转型期表述的权力?力图以新的角度对此类小说叙述进行进一步开掘,并简单梳理不同时期的学院知识分子小说叙述,提炼出作为创作主体的学院知识分子表述能动性的衍变过程,找到精神结构上的相似性,呈现一个始终存在的人格主体集合:学院知识分子。本文的任务不是澄清知识分子乃至学院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受时空制约而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的概念,从任何一个角度进入它,都可能同时遮蔽其另一种意义。笔者只是想结合相关论述,先以职业身份为划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能动性的内核即道义承担、自我成就等要素来探讨学院知识分子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这只是一种论述的策略和研究的视角,至于哪位作家是否称得上知识分子,并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的任务也不是全面追寻学院知识分子创作主体功能的变化及能动性的大小,只是想客观呈现1990年代以后,具有代表性的学院知识分子小说叙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