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圣保禄教堂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圣保禄教堂与日本、尤其是与江户时期的天主教教难有着天然而必然的联系。本文希望以圣保禄教堂与日本教难的关系为主线,通过相关中外文历史文献的整理与教堂现存前壁细节的神学意象及其理论依据的分析,爬梳二者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彰显圣保禄教堂在日本教难影响下的文化交流意义,同时阐明日本教难在丰富和提升该教堂的神学内涵和艺术价值方面的作用。方法论上,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研究：(1)从中外关系史和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出发,系统整理和把握与本论题相关的重要文献,如联系和钩沉重要的东西方历史文献,广泛利用日本耶稣会士通信集和日本年报、日本南蛮艺术相关书籍、日本九州地方志、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等多种中、日、英、葡文历史材料,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钩连,梳理圣保禄教堂与日本教难之间的历史联系,探寻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丰富该教堂的历史内涵。(2)从基督教神学角度出发,研究圣保禄教堂的设立及其宗旨的神学意义,探究“殉教”的神学内涵以及“殉教”主题与圣保禄教堂的联系。运用基督教神学理论与艺术史图像阐释的方法,比对分析现存教堂前壁上的雕塑和现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教堂内饰图画,突出殉教主题在圣保禄教堂建筑装饰艺术中的重要地位。(3)从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圣保禄教堂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教堂建筑装饰艺术中东西方文化元素的分析,以及对该教堂相关历史事件的梳理,考察东西方文化在圣保禄教堂中发生的交流与碰撞,更加多层面地体现出该教堂在文化交流上的意义。内容上,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论述澳门圣保禄教堂与日本教难的关系：第一章介绍耶稣会东亚体系的建立与澳门圣保禄教堂的关系,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澳门传教基地建立和日本教区开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圣保禄教堂建立之初与日本教区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明确提出传教士在东亚地区的两大管理体系,即天主教主教管理教区制与耶稣会传教管理体系,并分析两者间的关系,由此突出澳门及圣保禄教堂在耶稣会东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章梳理日本天主教教难日益升级的过程,并对教难期间日本神学校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说明,最后着重讨论圣保禄教堂在日本教难期间为日本传教士和信徒提供的庇护,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接收避难到澳门的日本传教士和信徒,为其提供住所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为日本神学校学生提供继续教育,并在1618年以后培养了许多进入日本和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为纪念殉教者和安慰避难者举行了许多盛大的纪念活动,守护了澳门本地市民和避难者的精神信仰。第三章着重研究避难澳门的日本天主教艺术家的生平及其在澳门的工作,这部分尚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研究相对薄弱。该章综合国内外文献中的各种线索,在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对完整地梳理尼古劳和其四位弟子的生平和作品,为进一步探讨圣保禄教堂与日本教难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从而推进圣保禄教堂建筑装饰艺术方面的研究。该部分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独立设为一章,希望借此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第四章集中探讨殉教主题在圣保禄教堂装饰艺术中的体现。这部分不仅将殉教主题装饰纳入前三章论述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而且运用相关神学理论和艺术史研究方法对前壁和内部装饰的雕塑、绘画进行阐释,从而丰富圣保禄教堂的神学内涵,提升了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通过以上内容,本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以圣保禄教堂与日本教难的关系为主线,通过对其现存前壁的细节分析及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爬梳二者相互交织依存的关系；确立日本天主教艺术家在澳门圣保禄教堂修建与装饰中发挥的绘制圣画、制作殉教主题绘画和雕塑、装饰教堂等重要作用；明确殉教主题在该教堂的前壁和内部装饰艺术中的体现,如：前壁的四座圣人铜像、箭刺王冠图案、耶稣受难像,内部装饰中的安德烈、沙勿略等殉教者画像以及《圣母子和圣人像》等绘画；丰富该教堂在实体(建筑)和精神(神学)层面上的内涵,即圣保禄教堂既体现了中、日、欧艺术手法在教堂建筑装饰艺术上的碰撞和交融,又体现了耶稣会“心灵修业”的神学追求；这些都多角度折射出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