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近年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要素的研究同考古实际,一般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必须包含以下四个要素,即文字系统的出现和应用、城市和都邑的出现、青铜器的冶铸和使用以及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出现。青铜器的冶铸和使用,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对它的起源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好的把握我国早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还可以对早期国家的研究有所帮助。我国境内出土早期铜器的地区主要有：中原地区、甘青地区、北方地区、海岱地区和南方地区。目前这些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与冶铜遗物已达1000余件,经检测鉴定的早期铜器也有600多件,占出土铜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对探究早期铜器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出土了最早的原始铜合金—黄铜,甘青地区出土最早的原始铜合金—青铜比中原地区晚近1500年,北方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仅发现一件铜器,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发现了铜绿。在这些地区中,甘青地区出土早期铜器最多,发展脉络最清晰,由于锻制技术长期存在,所以甘青地区的早期铜器种类较少,以小件工具为主,未出现铜容器；中原地区出土早期铜器数量仅次于甘青地区,但铜器发展程度却是同时期最高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早期铜器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二里头三期时出土了最早的铜礼器一铜爵,多合范制作从制范到冶铸日臻成熟,对铜合金成分的认识程度日渐提高,中原地区已进入了典型的青铜时代；北方地区的早期铜器从夏代中期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由于一开始便呈现出青铜占统治地位的特征,因此其发展脉络极不清晰,器型单一,以小件装饰品为主,无铜礼器；海岱地区同以上三个地区比较是出土早期铜器最少的,但发展脉络较为清晰,铜器以小件工具和装饰品为主,未出现大型青铜礼器；南方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的数量有限,地点比较分散且难成系统,故仅列出出土地点、数量与出土年代。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与世界冶金史的“红铜时代”不同的是：不只存在红铜一种铜器,而是红铜、青铜甚至砷铜并存的一个特殊时期。它开始于冶金术的产生(距今5000年左右),结束于典型青铜时代(二里头三期)的到来,时间延续2000多年之久。中国的冶金术诞生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随着文化的交流与迁徙,扩散至其他地区,形成了多种材质的早期铜合金。龙山文化晚期甘青和中原地区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基础上,萌生了我国的青铜器起源。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起源于陶寺文化中晚期,时间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甘青地区青铜器起源于齐家文化晚期,年代为夏代初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早期铜器,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至迟在二里头二、三期时已经实现了冶铸分离。在制作技术方面,已经基本掌握了范料、制范、加工和铸造的各个环节。铸铜作坊在宫城之内,且有夯土墙,反映了统治阶级对高级制铜技术的独占性和垄断性。作为文明四要素之一的青铜器,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化大分工——手工业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行业。墓葬中的随葬铜器反映了阶级分化的程度,铸铜作坊的分布区域反映了早期国家对制铜技术的独占和垄断。早期国家利用青铜器“祀与戎”的作用,稳定了内部秩序,扩大了外部影响。正是与早期国家的结合,促进了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长足发展,从同时期诸文化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