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中美元的重要地位和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的霸主地位让美国货币政策能通过资本流动、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汇率估值效应等多种渠道影响外围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对外围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资本流动、三元悖论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五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进一步地,本文对全球金融周期建立了多部门DSGE模型,从三个角度讨论全球金融周期对外围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从各国货币政策变化的联动性角度,本文发现全球金融周期现象存在的背后是美国货币政策溢出下外围国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从货币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角度,本文发现轻微的正向全球风险冲击能提高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但剧烈的风险波动会大幅降低外围国社会福利;从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下的微观作用主体之一——企业信贷融资角度,本文发现全球金融周期通过企业信贷需求和银行供给意愿两个渠道影响中国上市企业信贷融资。通过构建包含银行与金融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本文第三章为考察全球金融周期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流动传导到外围国金融市场,使外围国信贷利率、银行风险承担以及杠杆率与美国金融市场趋同,形成全球金融周期。金融渠道的传导速度快于实体经济渠道导致外围国国内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背离,外围国想要稳定经济就不得不与美国保持同向的政策利率变化,货币政策独立性将不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估值效应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隔离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也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外围国金融市场越不发达,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越不独立。将Christiano等（2014）扩展成两国多部门DSGE模型来对全球金融周期进行建模,本文第四章模拟了全球金融周期冲击对外围国经济金融变量的影响途径和大小,评估了外围国利用利率规则管理汇率以及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下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调控效果,并进行了福利比较。基于2000年至2018年宏观季度样本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显著影响了中国经济与金融变量。本文发现,美联储利率水平与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息息相关,由于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国际市场上的风险冲击通过风险与数量两种渠道传导到外围国国内市场。状态模拟分析结果显示,面对全球金融周期冲击,利用利率规则稳定汇率无法兼顾宏观政策多重目标,而利用外汇储备对汇率进行积极干预能缓解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间的矛盾。进一步的福利分析表明,轻微的正向全球风险冲击能提高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浮动汇率并不能抵消全球金融周期对外围国的影响。抵御全球金融周期的负面影响同时最大化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佳方式是利用外汇市场干预配合盯住产出与通胀的货币政策。但外汇市场干预力度并非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定适度区间。以全球避险情绪VIX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代理指标,用中国上市企业信贷融资变化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有效性的微观观测目标,本文第五章发现全球避险情绪攀升时,中国上市企业信贷融资减少。这一结论在进行过多项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显著成立。全球避险情绪通过影响企业自身需求与银行供给意愿两个渠道作用于上市企业信贷融资。由于越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金融市场的风险承担越大,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会放大全球避险情绪对企业信贷融资的负向影响。中国国有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拥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全球避险情绪对非国企的影响大于对国企的影响。在金融化指数更高的地区的企业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更大。尽管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但越开放也意味着企业越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周期的冲击。本文带来的政策启示是,全球金融周期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溢出的必然结果,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周期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充足的外汇储备与适时的外汇市场干预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对中国而言,在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前,需加速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最后,积极的宏观政策协调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