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开放式基金更是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俨然已经成为了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主流产品,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势头迅猛。从2001年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诞生伊始,我国基金业就开始转向由开放式基金主导的时代。而且在发展的进程中渐渐表现出家族化发展的特点,一家基金公司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同时运作着多只基金。根据本文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基金市场上的508支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分别由73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其中,旗下基金数量最多的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同时管理的股票型开放式基金高达17只。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大。市场中基金管理公司逐渐发展,不断壮大自身的规模,并朝着综合资产管理机构的方向发展。随着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家族化发展,单个基金的超然业绩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基金家族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引发了关于基金业绩“溢出效应”的研究。所谓溢出效应,是指业绩优秀的基金不仅能够获得自身现金流的增加,而且还为同一公司其他基金乃至整个家族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那么,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上是否存在基金业绩的“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出效应具备何种特点,又会对基金家族的行为造成怎样的影响,就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从国外的研究来看,“溢出效应”的研究一般建立在基金家族的基础之上。考虑到我国基金业兴起历程较短,国内关于基金家族层面的研究还尤为缺乏。因此,亟需研究人员从基金家族或者说基金管理公司的角度对我国基金市场的规律展开全新的探索。在此背景之下,本文以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所有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为样本对上述溢出效应课题进行了研究。纵观全文,本文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对两大问题展开研究：一是检验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上“溢出效应”并分析其特点；二是从溢出效应的特点出发,研究溢出效应对基金家族的造星行为的影响,提出造星主体的识别方式。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模块：第一部分作为本文的导论,主要从文章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展开论述。与传统的研究不同,基金业绩溢出效应的研究更加注重家族环境下的考察。从家族层面深入探究基金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这对于基金市场上的各个参与方都大有裨益。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通过国内外溢出效应研究现状的对比、分析和概括,既吸收借鉴又揭示了一定的不足之处。就基金业绩溢出效应的研究现状而言,国外相关研究的开展比国内要早得多。但是,在研究思路上均遵循了相同的路径,即都从基金业绩与家族资金流动的关系入手。总体而言,国外的研究发现,“明星基金”不仅自身能够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还对家族及其他基金产生“溢出效应”。相比之下,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出现了较大分歧,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发现了溢出效应的存在证据,但仍有一部分学者否认了这一效应。另外,不同研究者得出的溢出效应的特点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此,本文认为,这与我国基金市场发展不健全、早期的基金较少以及研究者的样本选择有关。早期的研究者仅仅选取了一小部分样本进行研究,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情况。而在基金业绩溢出效应的影响方面,国内外学者均注意到了溢出效应对基金家族的影响。并分别从家族资源分配、暂停申购、交叉补贴等造星策略方面对家族行为展开研究。这一研究方向显然很值得加以借鉴,但是,研究者不能忽视的是,这些策略的本身是为“造星”服务的。对投资者而言,更关注造星行为的实施者,因此造星主体的辨别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理论论述部分,主要从文章涉及的相关理论展开阐述。重点论述了基金业绩“溢出效应”的理论成因、明星基金及明星基金家族的界定。溢出效应本质上是外部性的体现。关于其成因,本文主要由两个方面作出分析：其一是从品牌效应与代表性启发角度。“明星基金”存在品牌效应,而为大众所认可。在代表性启发的影响下,人们将基金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归于明星基金同一范畴,从而增加对整个基金公司的申购,引发溢出效应。其二是从信息不对称与搜寻成本理论出发。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分析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搜寻成本”。而同一家族内基金的投资能够有效降低“搜寻成本”,因此会产生对家族整体及其他成员资金流量上的溢出。第四部分为文章的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展开两大方面的探究：一是对基金业绩进行排名,确定定明星基金,进而检验我国基金业绩的溢出效应并分析其特点。二是研究我国基金市场上溢出效应对基金家族造星行为的影响。在整个实证分析过程中,业绩最差的“垃圾基金”也被引入模型,形成对照。关于基金业绩溢出效应的检验,本文分别从两个不同切入点展开,形成对问题的全面考察。首先,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明星基金的出现对基金管理公司整体资金流的影响。本文的结果表明“明星基金”对整个基金管理公司存在溢出作用,而“垃圾基金”则并没有发生反向溢出,从而出现不对称现象。从家族历史业绩的角度来看,家族历史业绩与资金净流入增长率并没有显著关系。与之不同,家族业绩标准差及家族规模均与资金净流入呈现显著相关。其次,从明星基金与同一家族成员净资金流入的关系出发,本文验证了溢出效应的存在。这里同样得出非对称的溢出效应结果,从而两个切入点形成了前后印证。对于溢出效应的影响部分,本文采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基金业绩溢出效应的不对称现象,对我国基金市场上基金公司的“造星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期无明星基金、基金间超额收益标准差较高且规模较大的家族,下一期出现明星基金的概率大大提高。这说明,前期不存在明星基金、基金间业绩标准差较高且规模较大的家族更有可能主动实施造星行为。通过文章分析,具备这类特征基金家族往往管理能力较差,其通过家族资源分配、暂停申购、交叉补贴等刻意打造“明星”的行为并未站在投资者的利益基础上,而仅仅是出于溢出效应利益考虑。因此,投资者必须加以警惕,谨慎投资。第五部分为结论、建议及不足,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建议,并指出不足之处。通过研究基金业绩溢出效应及其对家族造星行为影响,本文不仅从基金家族角度得出了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探究了其影响,而且还分析了其他特征变量与资金流动的关系,包括：其他家族特征与家族资金流动的关系、单个基金特征与单个基金资金流动的关系。以上研究结果在结论部分一并作出了总结。最后,本文从基金市场不同参与者的角度出发,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我国基金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本文在对溢出效应的检验中,不仅从家族层面研究了明星基金对整个家族资金流的影响,而且考察了明星基金与家族其他成员资金流动的关系。比以往对溢出效应的研究更加全面,能更充分地挖掘出我国基金市场上溢出效应的特点。第二,本文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能够获得更多有效的数据,相较于初期国内许多研究者采用小样本数据来推断整个市场,本文选取的样本涵盖更全面,从而有益于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能更充分地对问题展开分析；第三,本文分别从品牌效应与代表性启发、信息不对称与搜寻成本理论出发,对溢出效应的成因做出了不同视角的行为经济学分析,这是本文理论上的亮点。而在实证上,本文从面板数据logit模型分析中,获得了市场造星主体的识别依据,为投资者投资和监管层加强监管提供了参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较高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