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是社会结构转型期,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新旧杂糅的交错状态。面对民族矛盾的不断升级,男性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政治需求下,开始将女性这一沉睡千年的性别群体作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对策去讨论。一时间,社会对女性有了新的期待,“国民之母”开始在教育方面受到关注,创办女学成为大势所趋。晚清才女吕碧城适时而出,在男性话语权的推动和媒介传播的影响下,作为新女性的代表被推到舆论中心。民国初年,吕碧城弃政从商,获利颇丰,在上海生活奢华,她的特立独行不被时代社会接纳,引来了舆论的嘲讽;加上家庭亲情的不和,吕碧城于1920年起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游子生涯。在旅居欧美期间,吕碧城不断向国内传达她的诗文创作,表达她羁旅生涯的孤离感和思乡之情。但在“他者”的刺激下,吕碧城对自身和故国有了新的认识,她不再是孤独的游子,故国成为了她的“家”。在这种情感倾注和西方文明的刺激下,吕碧城表现了其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新女性的社会责任感。吕碧城面对的已不只是男性的强权,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她代表的是中国人,她需要维护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和尊严。吕碧城一生先后接触过道教、佛教和基督教,但在1930年代,她却选择了皈依佛教,她在内心深处选择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家学渊源的影响和她对人生的彻悟,吕碧城笃信佛教并立志传扬佛学。吕碧城对于佛教的信仰,有着“私”到“公”的转变,起初只是私人信仰领域的道德追求,后来发展到在社会公共领域倡导戒杀护生。她的足迹更是跨越中西,成为中国女性保护动物运动与西方交流的先驱者。由晚清才女到近代新女性的转型,吕碧城除了依靠自身才华,更多的是男性知识分子的帮扶和时代社会的推动,故而她的转型难免带有时代社会的色彩。但吕碧城依然在具有双面性的近代社会中保持着不同于传统知识女性的别样风貌,她努力将她的人生追求付诸实践,为女性、为祖国、为人类发声。吕碧城作为晚清知识女性之一,她的转型虽不是最成功的,但她复杂的人生面貌总能折射出历史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