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被中外观察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成为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国案例。“中国奇迹”绝非偶发,必然契合了某种规律和趋势,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奇迹”?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引发了众多中外学者的思考,“制度演进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已成为基本共识。制度的演进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的发展,提升了生产率,进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解读中国经济就需要理解分工、交易费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需要对“制度的运行成本”——交易费用进行客观的评价。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对分工促进财富增长进行系统的论证以来,尽管分工理论曾经遭致过“排斥”,但是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学界已少有争议。分工水平常常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的标志,经济的落后或停滞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可以归因于分工水平的滞后。分工意味着专业化地生产某种或某几种产品,而放弃其他产品的生产。但是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又必然要求不同的产品生产者之间发生交换,分工无非是人们“交换的能力和倾向”的结果。分工的发展有赖于交换能力的提高,交换能力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或交易效率高低。交易费用越低,交易就越容易进行,交易费用过高会使许多潜在交易无从发生。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交易次数越来越多,交易也变得越来越迂回,交易费用不断的上升使得推进制度创新以获取交易中的潜在收益变得必要。本文在对分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等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厘清了经济增长与分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关系,并以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的假设为前提,通过总量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关系,将交易效率纳入到文章的分析框架中,以此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变动趋势,解释我国体制转型中经济的快速增长。首先,本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交易行业的交易效率进行了测算,并通过比较我国省域和区域交易效率的大小验证了交易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接着,运用加权区位熵指数对我国省域和区域的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分工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快,这进一步证实了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结合以上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从影响交易效率的制度、交通通讯和教育等因素入手解释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最后,概括归纳了研究的基本结论,并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内容是提出问题并设计基本研究框架。具体包括说明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对核心概念的界定、确定研究的主要框架及内容、从整体上设计全文的技术路线与结构,最后阐明本文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第二章为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首先是对分工理论进行回顾,从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理论的关注到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继承与补充再到新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淡出与回归,最后到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复兴”,厘清分工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明确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其次是对有关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梳理,其中涉及交易费用的定义及分类、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和对交易费用的测度等相关文献。通过梳理,认识到交易费用实证研究存在的困难,为交易效率的研究提供依据。最后是对交易效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进行概述,以对本文从交易效率的角度去研究交易费用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阐述制度、交易效率和分工之间的关系,表明本文基本的分析思路：制度的演进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然后运用几何图形,通过总量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关系,把交易效率纳入到图形分析中,并以此来说明对交易效率、分工和市场的关系,为后续分析搭建图形分析平台。在此基础上,再对交易活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技术因素影响分析和动态分析,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构建理论框架。第四章为交易效率测算方法回顾。本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交易效率进行测算,该模型主要用于对生产厂商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明确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为将该方法引入交易效率的分析中做好理论准备。第五章为交易效率的实证研究。本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1997-2011年我国省域和区域的交易效率进行测算。首先对交易效率测算的范围进行界定,将测算范围界定为最能直接反映一国交易效率高低的交易行业；然后选择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形式对我国各省市和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交易效率进行估计和检验；最后通过分析、比较估计结果,揭示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影响交易效率的制度、交通通讯和教育等因素做进一步的探讨。第六章为地区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实证研究。本章采用加权区位熵指数对1997-2011年我国省域和区域地区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测算。首先对地区间分工形成的机理进行说明,再对地区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概念及采用的方法进行介绍,最后用加权区位熵对我国各省市和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分工水平进行测算,揭示地区专业化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交易效率说明制度等影响因素、交易效率和分工之间的互动机制对我国经济增长变动趋势的影响。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归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从交易效率来看,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交易效率在逐年提高,但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并不稳定。交易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呈正相关,东部地区的交易效率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同时,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倒U形。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交易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交易效率的作用最为显著；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但交易效率的影响日趋下降。影响交易效率的制度、交通通讯和教育等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会不同程度对减少交易无效率状况产生正面效应。从地区专业化分工来看,我国地区专业化分工演进缓慢,并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所导致的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不断的制度创新和良好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扩大市场的交易范围和规模,促使分工水平不断深化,加速经济增长。从东部、西部和中部三个地区比较来看,东部地区专业化分工水平最高,其次为中部,西部最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但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专业化分工水平在下降；中部地区变化不大,具有一定的波动；西部地区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如前所述,不同地区的制度等影响因素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不同致使各地区的分工发展表现出不同的趋势。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就是在这种制度不断演进、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和分工水平不断深化的互动过程当中发展变化,所以,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增长也必须从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