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陶渊明和谢灵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陶谢为人与为文的对比,全面揭示二人之异同。重点深入分析二人为人的基础、价值取向与其所代表的我国古代士人的两种典型类型,并详细阐释他们的文学创作。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综述、评析目前学界对陶谢研究的现状,梳理、回顾陶谢比较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不足,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及价值。正文分上、下两编,共六章:上编从人生价值理想的角度分析陶谢的异同。第一章论述陶谢对待祖德的态度,通过对他们具体作品的分析,可知他们对祖德功业的提炼,是对传统“三不朽”价值观念的认同。同时,他们的人生价值理想中均包含“功成身退”的人生信条;因缺乏实践人生理想的现实条件,在“出”与“处”之间选择就成为他们自立于世的现实问题。陶渊明毅然选择了归隐,成为体制外之人。谢灵运虽有归隐之践行,但由于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心理上总闪现“魏阙”之念,在出处的选择上挣扎徘徊,精神几近崩溃。二人人生道路不同,但是愤懑一生,郁郁不得志而终却是相同的。一个保身,一个杀生,他们的人生道路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现实人生的两种典型方向。第二章是对陶谢的人格比较。从陶谢对待伦理关系的态度分析他们的人格范式。一个人的责任感、道义感主要体现在他对伦理义务的承担方面。同时,对待伦理的态度既反映人对幸福与自由的向往,也能够体现人的个性特质。陶渊明以低层士人的身份宽以待人,温温和善,又不失游侠之气,呈现出明显地温粹人格;谢灵运身为高层士人,以高姿态待人接物,只因坎坷为功,在摇摆不定和身与心的激烈交战中近乎人格分裂,以致影响到他任侠为我的现实选择。第三章考察陶谢之文化取择。陶渊明、谢灵运与儒道等文化的关系并非仅仅接受和反对这样单纯,并着重从他们对儒、道经典的征引、接受与运用方面比较其异同,指出陶渊明之于儒、道是其从人之为人的角度出发,重在人立于世的责任与担当,并将其真正融入到自我的生活中,戮力践行;谢灵运从精神上对儒道文化都有接受,却缺乏付诸实践的行动,儒道思想更像是一种用以抵挡人生苦痛的精神慰藉。同时,重新审视二人与佛教、道教的关系,注重他们对佛教、道教精神上的体认。下编是对陶谢的文学创作进行比较,分三章:第四章阐述陶谢之创作取向的异同。陶渊明将诗文创作当做是个人的消遣或者娱乐;谢灵运则将诗文视为表现自我高才的途径。在创作实践中,陶谢都选择了远离政治的表现对象,陶渊明欣赏灵动的自然事物,亦认同崎岖之径、荒芜之丘壑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谢灵运则偏爱幽旷、雄壮、瑰丽的自然山水,着意突出山之高、湖之广、川之大等给人强烈视觉震撼的事物。在纪行的选择上,二人均表现羁旅行役之苦。陶渊明重在表现自我远离官场、心期田园之念,是对仕途、人生之路的深沉感怀;谢灵运则重在漂泊江湖之愿,将细致地刻画景物作为主体。在对读书生活的描摹中,陶渊明早年既已融身先贤典籍之中,而谢灵运更是具有良好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此外,对饮酒生活的选择上,陶氏既有对酒制礼法的继承,同时融入自我生活、情感的体验而酝酿出属于自我的酒心、酒性;谢灵运较陶渊明思想情感更加外放,饮酒的态度却异常谨慎。陶渊明大醉,对世间的认识却异常清醒;谢灵运少醉,对现实的判断却处于朦胧、矛盾中。第五章论述陶谢之艺术取则。分析陶谢对前代文学成果的继承之异同,以《诗经》、《离骚》、赋、古诗为切入点,探讨二人在吸收前代优秀文学成果的过程中的原则。陶渊明继承《诗经》思想与情感基调中的“收”与“放”。此外,《诗经》中有关农人日常生活的描摹,这些诗因为常常在描写情感时出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陶渊明对此充分发掘,以场景的变化表现生活之乐,突显自我的生活趣味。谢灵运偏重运用“国风”的词句、句子,却在客观上走向了“雅”的道路;陶渊明诗文大多篇幅短小,体制小巧。从写作技巧上分析,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的抒情赋。谢灵运学习大赋之体制,又兼小赋之情;陶渊明并非无意于《楚辞》,谢灵运因主观上对屈原的同情致使其在诗文的艺术继承上倾向于《楚辞》。陶氏之诗文古意不单在审美艺术的追求、思想上的高蹈,更直接体现在其对古诗词句的化用于无形;谢氏诗文之于古诗在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即事而发的艺术追求,情感上亦追求沉远,但在征引《古诗》时,时用其意,而常反其情。第六章是后世对陶谢接受异同的概括。南北朝时期是陶谢接受的发端期,这一时期论陶以人品为主,论谢则以诗文为重。唐代是陶谢接受的发展期,表现在解读的加深,唐人开始为陶渊明进行正名,而对谢灵运的接受亦逐渐剥离政治因素。到了宋代,受当时文化思潮的影响,陶谢接受呈现出新的方面,论陶则高扬其持节,论谢之人品则为人所不齿。明清陶谢接受流派纷呈,各诗文派别之间相互攻讦的同时,也有互相渗透之处,于人于文各有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