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90年,美国律师沃伦和布兰迪斯联名发表《隐私权》一文以来,隐私权就渐渐地在法律领域中占据一席重要之地,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得以确立其为基本权利的地位,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也被认为是属于人格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成为一项受到普遍尊重的国际人权。但对于我国法律,隐私权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由于社会的迫切需要,这一概念早已为媒体和大众所讨论和主张,但在法律制度上,除了少数条文和司法解释上曾出现过外,我国至今仍无一明确统一的隐私权概念和隐私权保护规范。究其原因,在于理论上多限于单纯的规范分析,而忽视对隐私权应有的社会和价值分析,从而导致对隐私权整体把握的不足和规范构造的模糊,最终使起源于判例法背景的隐私权难以有机融入成文法的逻辑框架。本文针对隐私权基础法理作了系统研究,通过对隐私权发展的细致梳理实证考察了隐私权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了隐私权的本质与价值,以此为基础和导向,通过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了完整的规范建构。 全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共分五章,约18万字。 导言部分主要阐述了隐私权的研究意义、问题所在以及本文的思考方式和研究路径。 第一章是隐私权的历史考察和社会分析。本章运用了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及社会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对隐私权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进而发现隐私权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影响因子。隐私权在美国社会土壤上的生长,最初源于隐晦的伦理心理,揉和了人类朴素自发的自尊情感和自觉的公私观念,经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浇灌,逐渐充实为对个人独立尊严维护和精神需求满足的价值表达,从而为隐私权规范上的独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其间社会结构的变化、技术上的进步、精神的需要及经济的驱动诱发社会利益的冲突,从而推动了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催生了隐私权这一精神利益的法律主张。当自然人的隐私空间与个人人格因社会变迁受到新的威胁,现存法律又明显不足回应时,特别是传统财产权和诽谤侵权规范无法有效地解决新的利益矛盾,独立的“不受打扰之权”适时崛起,在旧的法律基础上,构筑新的保护,完成了隐私权从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过渡。这一过程肇始于学者对传统判例的重新演绎解释,而由灵活的法官造法加以完成。隐私权在普通法以“不受打扰”为中心建立了四种侵权类型,在宪法上以“投影”理论建立了对“自主权”为中心的隐私保护,在制定法上则构筑了个人信息的隐私权。之后,隐私权在其他国家以相类似的方式突破了原有法律的束缚,依靠概括条款的解释和新的立法直接或间接地被广泛确立起来。二战后,国际人权法对隐私权或者公民私生活秘密的权利加以确认与保护,从而将隐私权这一从国内法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权利推向其保护(包括具体的司法保护)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