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处的信息社会,信息因具备的巨大商业价值而被视为亟待开掘的“新石油”。在低成本和高利润的驱使下,个人信息在被收集、传播和处理的诸多环节中极易遭受恶性侵权。由此引发的次生危害和新型损害严重威胁到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财产安全,深刻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关涉私法和公法两大领域,需要私人维权和公共执法协调运转。面对社会发展对互联网和新兴技术的高度依赖,我国现有立法存在较大的滞后,个人信息保护易陷入救济困境,形势不容乐观。基于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能优势,对我国个人信息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进行研究不无意义。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个人信息侵权与惩罚性赔偿”。在民法典视野下,自然人对个人信息所享有的利益应以人格权权益的形式受到民法的保护。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个人信息所承载法益的复杂性,个人信息侵权行为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更具特殊性。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其所造成的损害不仅难以量化,还呈现规模化趋势,具有产生严重次生危害的高风险性,易出现传统民法难以承认并予以救济的新型损害。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和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缺失致使私法救济不足,存在对个人信息侵权难以预防,受害人维权消极和对损害充分救济不能等情形;公法也由于保护局限性、保护力度不足和公共资源投入有限等原因而对个人信息侵权行为规制有限。基于此,惩罚性赔偿以其有效惩罚、威慑侵权行为,激励受害人积极维权和充分补偿损害的功能优势,高效率的私人执法形式,成为破解个人信息侵权救济困境的出路。第二章,“惩罚性赔偿在个人信息侵权中的域外适用:以美国为例”。在个人信息保护遭受巨大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惩罚性赔偿在美国个人信息领域得到广泛适用。我国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将个人信息侵权纳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鉴于法律传统和社会现实的不同,美国不同领域和不同州之间对个人信息侵权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赔偿倍率等问题的规定都存在着差异。美国个人信息领域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对我国个人信息侵权有一定的启示:第一,个人信息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以可谴责性高的主观心理状态为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第二,惩罚性赔偿成立不以实际损害结果为先决条件可以避免惩罚性赔偿规则被架空。第三,对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应当有明确标准。第四,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进行个案分析,考虑多重因素,多角度对侵权人应承担的责任和受害人应得到的救济进行衡量,以达到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根本目的。第三章,“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个人信息侵权中的适用所涉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领域引入便面临诸多质疑和争议。惩罚性赔偿在个人信息领域适用,须对所涉问题予以明确。第一,学界实际上对惩罚性赔偿的惩罚、遏制和激励诉讼功能与私人执法形式形成了共识,从惩罚性赔偿的实践价值、实际功能和实现机制出发,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在民事框架中得到自洽的发展,惩罚性赔偿可作为民事责任在个人信息领域予以适用。第二,在我国现有立法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将个人信息侵权纳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具有可行性。第三,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损害赔偿制度,对于个人信息侵权的民事救济可以根据具体要件的满足情况,对二者分别或同时予以适用,二者并不存在冲突。第四章,“惩罚性赔偿在个人信息侵权中的适用”。立足本土国情,借鉴域外司法实践经验,在个人信息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以故意和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作为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以损害结果作为赔偿金额确定的重要参考因素;在弹性金额模式下,运用基数倍数法计算惩罚赔偿金额更具合理性。其中基数计算应将实际损失标准、违法获益标准和最低限额标准组合使用,避免出现基数无法计算的情形;而倍数的确定应当在过罚相当和有效遏制的原则下,参考可谴责性因素和惩罚遏制性因素,对侵权行为进行个案分析,确保能够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功能,达到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根本目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个人信息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与论述,并以美国为例,对域外相关适用情形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总结,为我国惩罚性赔偿在个人信息领域的适用提供一定参考。不足之处在于,笔者专业能力和实务经验匮乏,研究能力有限,对域外法的梳理不够全面,惩罚性赔偿在个人信息侵权中的适用研究还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