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传入中国后,至魏晋南北时期,孝道问题一直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与本土儒道思想交锋的中心之一。具体表现为儒、道二教不断就此问题提出非难,佛教学者作出回应。在辩难过程中,佛教的孝道思想逐渐建立和走向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士族阶层为主导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术上走向玄学和清谈化,在学术思潮上兴起了儒、释、道三教的广泛争论,在政策上,各国君主均推行孝治。中国佛教孝道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被三教讨论,并获得开发。中国佛教孝道在儒、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审视下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从而走向成熟。具体表现为儒、道二教在三教之争的大背景下,对佛教提出种种非难和质疑,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一面处于核心的孝道一块更是备受诟病。儒、道学者就佛教与传统文化直接冲突的孝道方面及孝道相关的大论题(夏夷之辩及沙门敬王者论)对佛教孝道提出了非难,这些非难既显示了三教间的冲突,也显示了本土文化与西印文化之间的冲突。佛教学者面对这些非难,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佛教学者的回应有多种形式,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中国佛教学者一面以接通传统孝道及传统文化为目标,一面又以开发佛教理念及佛教特色的孝道理论为目标,在达成就两个目标过程中,佛教学者作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努力。在理论的回应上以翻译佛教孝道经典及撰写佛教孝道论文为主要形式。在理论上的回应最直接,也对中国佛教孝道的建立作用最大。其中,在佛经翻译上,佛教学者重点译出了大量孝道相关的经典及使用本土化的语汇。在撰文回应上,一面回应了双方孝道冲突问题,同时也对佛教孝道理论进行了开发,同时对佛教及佛教孝道进行了辩护和申扬。总之,中国佛教学者通过理论上的努力,既在孝道的具体事项上给出了解释,也对中国佛教孝道进行了重新定义,更以此而作为佛教对儒、道回应的最有力回答,强调中国佛教的教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