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的33篇短篇小说用含蓄、犀利的语言描绘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和精神困境,彻底否定和鞭笞了封建制度及其陈腐的传统观念,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和丰富的精神内涵。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了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认为召唤结构是文学文本最根本的结构。文学文本通过未定性或空白点来召唤、激发读者通过自己的审美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来填补空白点,实现作品的具体化,从而生成作品意义,实现作品审美价值。这些未定性和空白点就构成了文本的召唤结构。朱立元扩展了伊瑟尔的“召唤结构”范畴,认为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广泛存在于作品语音语调、意义建构、修辞、意象和情感等五个层次。鲁迅小说中设置了大量的未定性与空白点,主要存在于人物塑造、场景及情节的描写以及文化意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召唤性。在翻译中,杨宪益首先是原文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身理解对原文未定性进行具体化、对空白点进行填充。根据伊瑟尔的观点,一部作品的未定性或空白点越多,读者便会越深入地参与作品审美潜能的实现和作品艺术的再创造。因此,译者在翻译中的具体化,会减少译文中的未定性与空白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召唤性的丢失,限制了译文读者的想象,减损了原文的意义和审美效果。本文基于伊瑟尔和朱立元的召唤结构理论,以杨宪益英译鲁迅短篇小说中意象层上的典型译例为研究对象,分析译者通过对文学文本未定性和空白点的具体化操作,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对文学作品召唤结构,从而导致文学翻译中的召唤性丢失。同时,本文也探析了导致译者具体化的主要因素,希望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