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危机的幽灵”愈来愈肆虐的今天,在“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的当下,本文试图对“政治哲学”术语作正本溯源式的重新理解,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阐释生态学的政治学“转向”及公共领域的绿化现象；在哲学层面,本文从“自然”概念入手,分析“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思维模式的对抗与调和,反思启蒙理性的内在局限,提出并论证了“生态启蒙”的观点。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生态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由此彰显。遵循政治哲学的始祖苏格拉底的提问方式和分析理路,欲理解“政治哲学”必先了解“什么是政治(的)?”以及“什么是哲学(的)?”,然后才能获得“政治哲学”术语的整全概念。本文认为,“政治”概念的核心要素在于其“公共”性,政治领域就是一个“公共的意见领域”；而以“爱智慧”为己任的“哲学”则是一个特别关注关于价值、规范和标准的“真理的领域”。政治的真谛不在于把“意见”整齐划一为“真理”,而在于各种“意见”的妥协调和及基于此的社会行动,此之谓政治的“中道温良”；哲学的要义则在于“探索智慧,寻求普遍性的整体知识”,每一位哲人似乎都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最高的“真理”,此之谓哲学的“神圣癫狂”。同时,政治则需要哲学为其提供理性导引和德性保障,因为公共领域运作的规则需要时时检视；哲学也需要政治为其提供活动场域和现实支持,因为哲学应该从“云端”下降到“城邦”。此即政治与哲学复杂张力结构关系的一体两面,而“政治哲学”的原初涵义及本质内涵就是这一张力结构关系的理论表达,“关于生态主义的政治哲学反思”也由此展开。既然政治概念的核心要义在于其“公共”性,本文就从分析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公共物品”的两个经典特质入手,阐明生态环境问题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处理此类“公共物品”需要政治智慧与制度安排,而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化”解决方案和“经济学”思维方式,原本只具有“科学经验主义特征”的生态学向政治学的“转向”由此出现；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勃兴于1970年代的生态政治运动实为“绿色政治学”萌生和成型的渊薮,生态学的政治学“转向”过程在此展现,生态主义在世界政治的话语舞台上强势兴起；也正是在生态政治运动中,一举奠定了绿色政治诸原则：生态学原则、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观和非暴力的行动方式；而“绿色政治四原则”的型塑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生态学向政治学转向的“终结”。现实的公共领域已然“触目皆绿”,其中最靓丽的一抹绿色当属于绿党政治。与其他传统政党组织相比,在生态运动中孕育和产生的绿党起初充满了“非左非右”的绿色“异质性”,但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绿党必须要遵循现代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原来坚守的绿色政治诸原则在不断妥协,绿党逐渐“匀质化”。这也印证了“作为公共的意见领域”的政治的“中道温良”。从根本上讲,“公共领域的绿化”得益于一个关键性概念——自然——的介入,曾经一度被冷落的“自然”现已进入了政治的核心论域。“自然”观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一个“元点”性质的问题,前工业文明时期充满灵性和“巫魅”色彩的自然观使人类敬畏自然；工业文明时期,借助科学技术利器为自然乃至社会的“祛魅”使人类征服自然；后工业文明时期的“复魅”自然观又试图使人与自然关系重新达致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一条核心线索,也是当今生态主义各流派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政治和哲学复杂张力结构关系中,“人类中心主义”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也曾经是主流的政治思维操作模式,在遭遇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尖锐诘问和严重质疑后,“人类中心主义”逐渐生态化；而“生态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努力自洽的同时却显示了哲学上的某种“神圣癫狂”,在实践中显得有些乌托邦。这就需要二者之间从“对抗”走向某种“调和”：哲学地思考,政治地行动!归根结蒂,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人,依靠人类思维方式的再次启蒙。本文接下来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的发展作了生态学的反思,反思了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然主体地位的确证及其自然生态后果。凭借“演绎”的理想,特别是凭借18世纪确证的“分析”精神,曾经在历史上解放人性的启蒙理性变得有些“自负”,一步步演化为工具理性及其现实中的典范形态：经济理性,并由此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自然环境和一个价值迷失的人文环境。政治的启蒙将公共领域异化为一个官僚制的机械铁笼；哲学的启蒙把人异化为只擅长功利谋划和理性算计的人肉机器。克服启蒙理性“致命的自负”,期待一个绿色澄明的公共领域,人类就需要另一场启蒙：生态启蒙。正如经历了启蒙运动的人类理性得以复苏,并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主义学说粉墨登场一样,生态启蒙也使得生态学逐渐获得了“主义”的话语身份资格,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比较中,本文最后阐明了生态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注入了某些全新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