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外之境”概念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里具有贯通性的意义,而“象”与“境”本身就是两个重要的诗学范畴,二者这种辩证关系的确切表达出现在中唐时期,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脉络,在传统诗学内部对之进行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有简化和迷混的倾向。与此同时,国内在隐喻研究领域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更多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接受和语言学内部进行。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学术研究统摄到存在论隐喻的视域内,从语言论和存在论的层面上,以西方相关理论和学术思想为透镜,追溯“象外之境”范畴产生的言意观基础与由此产生的推力,进而在学理上建立起从“象”到“象外”再到“象外之境”内在生成关系。　　 尽管“隐喻”概念发源于西方,但中国传统诗学与之相通的概念和思想也很丰富,通过对中西隐喻观的简要梳理可以建立起参照系,进而确立本文所依凭的存在论隐喻视域,即将隐喻认同为对语言和人之“缘在”的直接关涉。　　 那么,从这一视角去考察作为隐喻性范畴的“象外之境”就需要深入到语言的内部。借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学术眼光,引入西方解构哲学的策略加以参照,可以将中国言意观内在的嵌套式立体结构复显出来,而对于这个结构中言意“断堑”的跨越和弥补成为隐喻生成的逻辑起点和原发动力。　　 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揭示出“象”到“象外”再到“象外之境”的生成推力:“象”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中最基本的隐喻性范畴,内部具有“道—器”的张力结构,因此成为“圣人尽意”所仰赖的途径,但它根本的物属性又使得人们转而诉求“象外”,对“象外”坐实的焦虑又催生了“象外之境”。中唐诗学的“象外之境”既从情景交融导向“美”,又吸收佛学和禅宗的影响,从超越凡尘导向“真”,正是这样,“象外之境”承担起了对言意“断堑”的跨越期待。而至此“象外之境”生成的内在逻辑谱系得以建立。　　 这一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到存在论和语言论层面,更好地厘清和理解“象外之境”与“象”、“象外”的内在联系,更准确地定位中唐诗学语境下“象外之境”的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