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阶段,低碳转型正是中国经济追求高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在诉求。而环境规制工具是各国政府治理环境的重要手段,尤其中国在“双碳目标”重大战略部署下,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探讨碳减排尤为重要。然而环境规制工具的碳减排效果与规制工具类型和空间特征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同时把三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引入碳减排研究中,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基于省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碳减排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从协同优化角度出发,测度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跨区域协同度以及区域内协同度,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碳减排的治理效率,并从跨区域和区域内分别识别出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优化方向;基于环境规制工具对碳减排的间接影响,构建空间中介效应模型,量化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在考虑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后对碳减排的中介效应,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碳减排产生中介效应的不同渠道,分析考虑产业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下的环境规制工具协同优化方向,由此形成较为完整的环境规制工具协同优化体系,以期助力中国“双碳目标”实现,促进中国低碳经济转型发展。本文主要工作如下:（1）将环境规制工具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的基础上,同时将其纳入一个整体分析框架;基于熵值法测度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水平,充分考察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时空演变趋势并采用ESDA考察其空间相关性。结果发现,三类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水平差异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水平正在逐步超过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水平,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激励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水平最低,但在呈逐年上升趋势,意味着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和积极性在不断加强。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在空间上均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高高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低低集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2）选取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作为衡量碳减排效果的核心指标,基于“多投入+多产出”框架,把资本、劳动和能源作为投入要素,GDP为期望产出,CO2为非期望产出,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全要素视角碳排放效率,重点分析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发现,样本期内省域碳排放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再提高的过程,但碳排放效率整体水平偏低,跨区域差异逐渐扩大,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ESDA分析表明,碳排放效率高的省份大多数分布在东部地区,碳排放效率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和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集聚特征一致,为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研究碳减排提供了前提条件。（3）引入空间邻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实证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碳减排效果的差异性以及区域异质性。由于地方政府可能会造成环境规制工具对碳排放有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模型中对比考察了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工具对碳排放效率的交互效应。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碳排放效率产生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具有显著差异;碳排放效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体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财政分权显著提升了本地碳排放效率,在促进碳减排方面没有产生环境规制工具的“逐底竞争”,表明促进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共同目标之一;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显著抑制了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提升,表明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将是未来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向;同时,技术进步显著提升了碳排放效率但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因此,未来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将是驱动中国经济节能减排、低碳转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双引擎”,要通过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释放更多的“结构红利”和“技术红利”。（4）从协同优化角度考察环境规制工具对碳减排的治理效率并提出环境规制工具协同优化方向。首先,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视角出发,分别构建环境规制工具跨区域协同与区域内协同指标,测算环境规制工具横向协同度和纵向协同度,以区域面板和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碳减排的跨区域和区域内的协同治理效率。结果表明,无论是跨区域协同还是区域内协同,环境规制工具协同治理均能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基于此,从跨区域协同与区域内权责协同角度提出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优化方向;其次,由于环境规制工具不仅能直接作用于碳减排,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间接影响碳减排。因此,为全面探讨环境规制工具协同优化,构建空间中介效应模型,充分检验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和外商投资三种政策对碳排放效率产生的中介效应,提出考虑三种政策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优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