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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调整各种制度与政策。迄今为止,我国的FDI流入经历了三次增长高峰,而这三次FDI增长高峰均与我国政府大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制度因素在中国吸引FDI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FDI流入在我国各地区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吸收了较多的FDI,而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每年吸收的FDI量均处于全国的落后位置。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制度环境对FDI流入的影响也是政府和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层面分别以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市场效率为研究出发点,分析了制度环境对FDI流入的影响,然后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为FDI区位选择的理论基础,结合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以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市场优势为路径,研究了制度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因素不仅会对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市场优势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而且会引起母国和东道国企业行为的改变,进而影响FDI流入或者流出的变化。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所构建的实证分析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我国各省(市)的制度环境,进而采用Spearman系数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与FDI流入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市)2001-2007年吸引FDI的制度环境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制度环境与FDI流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表明,市场化程度、政府运行效率、政府的节俭程度、产权保护程度、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限制程度等制度因素对FDI在各地区的流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从制度维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认知性维度、规范性维度、管制性维度对FDI流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省际差异。结果发现,在控制市场需求与贸易开放度两个变量以后,三大制度维度均对我国FDI的流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管制性维度对FDI的影响大于认知性维度和规范性维度对FDI的影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揭示了研究的基本结论,并对症下药,从认知性维度、规范性维度、管制性维度三个角度,提出了促进各地区吸引FDI流入的政策建议,以期促使FDI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