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比较《天演论》和其正式付梓前的手稿可以看出,严复在《天演论》正式付梓之前对其手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因而二者有较大的不同,但严复修改《天演论》手稿的过程迄今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者更少。本文以操纵理论为理论背景,对严复翻译和修改《天演论》手稿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研究发现,《天演论》从手稿走向通行本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受多重权力操纵的过程。在众多权力中,影响最大者是严复自身的中西文化观和吴汝纶对严复翻译的意识形态赞助。从手稿与通行本的两篇自序可以看出,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以及对手稿的修改直接受到其“中先西后”观和由此而衍生的“归求反观”观的操控,这种操纵最直接地导致他在翻译和修改《天演论》时采取了两种最极端的归化翻译手段——格义和会通。除译者本人的中西文化观外,对严复修改《天演论》手稿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吴汝纶。吴氏是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最重要的赞助人。通过对比分析手稿和通行本对进化学说的不同论述可以看出,吴氏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赞助并不像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只是诗学赞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更是意识形态上的赞助。从严复在修改《天演论》手稿期间与吴氏之间的往来书信可以看出,吴氏在意识形态上的赞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严复的翻译策略提出建议,对《天演论》译本进行高度评价,直接为《天演论》“命篇立名”,欣然为《天演论》作序。吴氏在意识形态上的“赞助”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严复对手稿中所传达的意识形态作了较大的修改。《天演论》手稿正是在这些权力的多重操纵下最终进化为通行本,并直接影响当时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