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外向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尤其是OEM类企业)开始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对于转入地的城市而言,这意味着城市“社会—经济—空间”的重构。伴随这一过程的背后,是制度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中行为方式的改变,这又以开发区“治理模式”的转型作为典型。对于全球性企业来说,其布局与选址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以吸引投资为发展导向的政府之间的竞争格局中发生变异,“企业--地方”以及“地方--地方”之间的关系主要以有关投资优惠政策的竞价形式出现。对于掌握政企博弈主导权的全球性OEM类企业来说,影响其区位决策中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在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环节及企业社会责任环节中的“侵入”的程度。本论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全球性企业择址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国内外有关企业与地方政府之关系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分析全球性企业迁移择址的一般规律,认为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下,基于“生产函数”的富士康择址建厂,考虑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在降低或缓解企业生产成本方面的投入力度;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主要体现于以开发区为载体的城市发展平台的治理模式,发现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为理念,以获取财政收益最大化为动机,不过在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约束及监督下,其主要行为路径已由早期的土地征收收益向土地融资及土地商业化转变,在吸引富士康建厂择址中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由土地、税收减免向生产性基础设施供给转变。2008年以来,受制于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全球性企业在国内区位决策的主导因素亦发生调整;对于劳动密集型OEM类的全球性企业来说,富士康企业的区位决策因素不再仅仅局限于土地、税收及生产性基础设施的配套等,企业更加注重落户地的物流成本、劳动力供给以及项目投产时间等因素,尤其是内生城市化发展趋势下,针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规避。与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变化相呼应,政府的相关行为亦随之调整。这为理解以富士康企业为核心的工业园区或“科技新城”的公共服务配套及富士康园区布局模式的演变,提供了一种基于资本偏向的“空间集体消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