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中美贸易摩擦变数莫测,价值链重构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显著特征。在全球投资协定“缺位”的情形下,双边投资协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前,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呈现出几个典型特点,一是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数量众多,但条款较为陈旧。二是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较多。三是国际投资纠纷时有发生,但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四是有缔结高标准、自由化投资规则的可能。与此密切相关的事实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放缓,并且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中国逐渐移到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位置,全球价值链形成以美国、德国、中国为中心的“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各行业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明显差异性,资本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参与程度更深。在理论模型建立的基础之上,本文得出重要命题:双边投资协定主要通过缩短制度距离、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投资驱动三条渠道影响双边价值链关联。本文运用最新发布的2000-2014年贸易增加值数据和中外双边投资协定数据,计量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中外双边投资协定运用计量打分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度度量。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总体而言,双边投资协定签订促进了双边价值链关联,并且随着条款深度的加深,促进效应在不断增大,但双边投资协定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条款差异性。本文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双重倍差法做了进一步检验,计量结果依然稳健可靠。其次,本文检验了影响机制。双边投资协定主要通过缩短两国制度距离、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了两国价值链关联,但投资驱动机制(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再次,本文从时间维度、行业异质性、区域异质性视角进行了一系列扩展分析。从时间维度看,一是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比生效对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大。尽管双边投资协定生效后,具体条款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双边投资协定签订后具有预期效应,这种签订释放的“利好消息”比协定生效更有促进作用。二是双边投资协定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当期并未完全显现,提升效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三是“升级版”的双边投资协定更能有效促进双边价值链关联。从行业异质性视角看,资产专用性行业具有明显的制度依赖特征,双边投资协定对资产专用性越强的行业的价值链关联影响越大。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制约,双边投资协定对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的价值链关联影响越大。上游行业具有明显的垄断势力,双边投资协定对下游行业的价值链关联影响越大。相对于服务业,双边投资协定对制造业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双边投资协定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关联的促进效应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从区域异质性看,中国与非G7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价值链关联影响更大,与G7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利益”,并且贸易伙伴国国家风险指数越高,签订和升级双边投资协定对价值链关联影响越大。本文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需加快实施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战略,升级已有的双边投资协定,重构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第二,需进一步完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平公正条款、投资促进和承认条款和损害补偿等条款,疏通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驱动机制;第三,需提高企业对双边投资协定的利用率,有效发挥双边投资协定的引导效应。建立双边投资协定的协调沟通机制,充分发挥双边投资协定的长期效应;第四,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要充分考量资产专用性行业、融资依赖性行业、服务业行业的特殊性;第五,需加快国内制度改革,加快上游行业的市场开放,充分发挥双边投资协定对上游行业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第六,在积极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同时,中国要加快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和升级,加快形成东西相济的价值链双向“共轭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