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性艺术(engaged art)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艺术的新样态。它属于公共艺术的一种。在形式上,介入性艺术呈现为在特定现场开展的,艺术家与参与者共同完成的,混合媒介的,事件性艺术。这种基于特定现场发生的在地艺术实践揭示了艺术创作四要素,即现场、艺术家、观众、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对话关系,意味着介入性艺术的意义生成是在“剧场性”审美意义生成机制中产生的。在内容上,介入性艺术是指艺术家介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场,与现场展开批判性对话的艺术,它将艺术的触角深入到社会领域,取代抗议、游行等激进的政治运动,成为链接人际交往,修复断裂的社会纽带、激发对话、增进认同的社会与艺术综合体,是对现代主义审美自律性的否定,同时也预示了当代艺术的伦理转向。目前有关介入性艺术的批评话语多半从社会文化语境的外部层面,对这一艺术现象进行观照,尚欠一种从艺术语义范式分析艺术意义生成方式的内部观察视野。本文对介入性艺术的考察,遵循了第二条路径,即从艺术语义范式分析艺术意义生成方式之路径,并将这种意义生成方式称为“审美意义生成机制”。第一章对介入性艺术的实践形态进行考察。介入性艺术的早期实践形态可以追溯自上世纪初的历史前卫主义,以及60年代的新前卫主义艺术运动。与早期形态相比,当代介入性艺术的实践形态呈现两个特点:首先,它消解艺术与生活边界,探索艺术与社会的共生关系,是“艺术反映现实生活”这一传统艺术—社会观的变革。其次,它强调观众参与艺术作品创作的合作式创作模式,从而改变了艺术家为创作主体的传统艺术创作模式。在考察介入性艺术批评话语,即“关系美学”和“歧感美学”的基础上发现,这类批评话语的局限在于,它们仅关注介入性艺术产生的问题情境而不关心艺术内部语义范式的运作机制,使艺术批评缺乏话语针对性。第二章主要对介入性艺术审美意义生成机制进行研究。首先针对介入性艺术所开启的美学问题域进行讨论。以事件形态展开的介入性艺术,其美学问题域的开启经历了“艺术与美的分离”、“艺术作为一种命名”、“作为事件的艺术”三个步骤。它们揭示了以事件形态展开的介入性艺术如何在审美领域合法化。然后,以艾布拉姆斯的文艺创作“四要素”理论作为基本分析方法,同时以艺术创作中的“剧场性”作为问题出发点和着力点,全面阐释介入性艺术的“剧场性”审美意义生成机制的发展谱系(即“剧场性的遮蔽”、“剧场性的开启”和“剧场性的确立”三个阶段)、“剧场性”审美意义生成机制的特点(即去中心的、非同一的、基于对话的主体间性意义生成机制),并配合具体案例,对“剧场性”审美意义生成机制的概念图示进行分析。第三章从社会文化层面,对介入性艺术的两个审美内涵,即否定审美自律性和艺术的伦理转向,进行考察。通过将介入性艺术与前卫艺术相比较发现,介入性艺术与前卫艺术的不同点在于两者在对待审美自律性问题上的差异。该差异揭示了介入性艺术的第一个审美内涵,即否定审美自律性。另外,在经济与文化分裂,交往与认同分裂的当代社会中,介入性艺术作品还扮演着促进交往、增进认同和重建共同体的角色。这意味着,介入性艺术标志着全球化语境下的艺术新趋势,即艺术的伦理转向。事实上,介入性艺术的两大审美内涵同时也揭示了介入性艺术由审美的艺术向伦理的艺术的审美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