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在1920年代中后期建立党治体制后,一直努力于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制度构建、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当局力图建立较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并对民众团体予以监督、控制,将其纳入国家体系,并上升为法律意志,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内迁大后方力图塑造统治权威,并推进国民党党治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实施。重庆市作为战时首都,为国民党政权之中心,市党部在实施社会团体的政策中,力图贯彻国民党中央的民运政策,加强对民众团体控制,有效配合战时集权体制的建立与强化。从运行机制上看主要有策动与健全民众团体,组织社会工作训练班对团体负责人和会员施以训导,建立市党政联席会议机制管理社会团体。从具体的推动职业团体的政策角度看,市党部对重庆市农会则通过建立示范农会,对基层农会组织进行改选,人事调整等措施达到党对民众团体的控制。对市工会则通过建立总工会,推行示范工会,对职业工会进行改组等措施渗透党治力量；以处理劳资纠纷为中心,力图树立党权在劳资双方的权威。对市商人团体则通过改选商会及同业公会,指导商人团体开展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及推动经济政策在商人团体的实施,从经济建设以及规范管理商人团体的角度进行控制。重庆市党部作为国民党基层组织,一方面贯彻国民党中央的社会政策,推动民运工作在地方的实施。另一方面配合市政府及市社会局落实政策。作为战时首都,中央多部门驻地重庆市,因此中央政府也干预重庆市职业团体的发展,在市商人团体的管控中尤为明显,形成多头管理的局面。所以,国民党的重庆市职业团体政策是在中央与地方互动中形成的,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看,也具有国民党党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互动性。本学位论文旨在对战时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职业团体(主要有工会、农会、商会)管控政策、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及民众团体的反应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阐释国民党在塑造权威、构建与维护社会秩序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