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卡维尔是美国著名的日常语言学家,在哲学领域他主要以对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独特解读而闻名,并被视为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卡维尔还是第一个力图拓展日常语言哲学在文艺理论中应用的哲学家,其兴趣范围之广在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中可以说无人能及。卡维尔不仅是较早的将电影作为主要写作课题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他还是公认的莎士比亚悲剧的卓越解读者。在文学方面他通过重新阐释爱默生及爱伦·坡等美国本土作家的思想,重新激活了美国“超验论”及“至善论”的传统。因此,与当时其他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将日常语言思想导向科学主义不同,卡维尔力图通过日常语言哲学重新激活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并发掘其中原初性的变革能动性。本文将通过两个层次介绍和解析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及其文艺理论方面的应用。第一个层次将聚焦于卡维尔日常语言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一种语言的“在地性”原则。在卡维尔的思想中,语言的“在地性”原则关系到我们如何能够获得日常语言的“蕴涵义”,即为什么日常语言中的语词表达在其字面义与蕴含义的指涉之间有其“必然性”。在卡维尔看来,掌握一种语言的过程并不是掌握“词语的意义”的过程,而是掌握这种蕴涵义之“必然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发生在语言学习者与客观存在的“词语的意义”之间,而是发生在具体的语言学习行为之中。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学习原初状态描述的再解读,卡维尔指出这种语言的“在地性”是通过学习者与教授者在试探与回应之中展开的“世界建构”行为而达成的,“言必所指”指的是我之所做必能得到他人的回应,反之亦然。由此,卡维尔澄清了日常语言的有效性基础并不来自于一种逻辑实证主义所标榜的可经验的客观对应物,而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奠基,因此卡维尔认为日常语言可以作为一种回复审美“共通感”的途径,其基础性词汇是与美学、文学以及道德范畴所共享的日常词汇:爱、承诺、负责以及拒绝等等。由此卡维尔以这种日常生活形式的“世界建构”来理解表演性艺术,也就是电影和戏剧。在卡维尔的电影本体论中,电影的本体论意义并不仅仅如巴赞所说,是通过技术发展强化了反映现实的能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驱逐了人为的影响。在卡维尔看来,电影的本体论意义恰恰在于它与人类在现实之中通过日常语言建构“世界”的运作方式是相同的,它并不受制于某种基于“反映”的现实“转译”机制,而是一种承诺了“世界”之可进入性的“自动投射”,电影在这种“世界建构”的行为中与我们对于现实世界既有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相同调。在对莎士比亚悲剧的解读中,卡维尔继续运用相同的本体论原则指出,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他者怀疑论,即将人本身的有机生命表征分裂为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截然对立,从而造成了整个“生活世界”的分崩离析。卡维尔通过对《科里奥兰纳斯》、《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等剧的分析,阐释了悲剧所展现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的破败所导致的人道灾难及诸世界冲突,这一视角超越了传统的基于悲剧人物善恶之别的“道德主义”视角。在本文第二个层次中,卡维尔被置于当时日常语言哲学一个广义的问题意识当中,即通过对于康德哲学的批判阐释,力图使日常语言哲学成为这个时代的批判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在这个问题上针对康德对于“物自体”的设定,反对通过某种“不可知论”来奠基有限性认知的批判哲学思路,而是通过对一种对无限性和一般性的预先承认恢复一种对于外部事物的直接性理解,亦即将浪漫主义从一种由可知向不可知的超越视角,转化为一种为超验之物提供日常理解条件的恢复性视角。由此,卡维尔通过对于爱默生、艾伦·坡、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等人的解读,将文学语言视为人类智识的基础性语言,文学语言由此就不是与哲学语言相对立的,正相反,哲学语言只有在向文学语言的返还中才能实现其价值。通过对爱默生“自立”概念的解析,卡维尔将文学语言视为人类具身化行动的动源所在。文学语言的功能就是让认识主体在创作中主动地脱离庸常的固定化的生活,将自己置于未定的状态当中,重建关于自身日常生活的普遍性命题。这意味着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将自我投入到与外物的原初建构性关系中的行为,因此文学语言就是一种由私人性引导公共性、由文学的个人性引导哲学之普遍性的机制。这其中隐藏着一种斯多亚式的语言观以及斯宾诺莎式的道德观,卡维尔称之为文学的“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