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至1941年间,日本的对苏战略呈现出由“积极北进”、“消极北进”向“积极南进、伺机北进”的战略转变。苏联的对日政策也根据欧亚战争形势及苏联东西两线所面临的战争威胁的紧迫性不断作出调整。由此,1938-1941年间,苏日两国关系历经了冲突、调整、缓和并最终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三阶段变化。1936年11月日德签署“防共协定”,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日本在陆军部的策划下“积极北进”,1938年7月苏日发生了“张鼓峰事件”,1939年5月苏日爆发了“诺门坎事件”,苏日关系严重恶化。1939年8月,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在之前的两次苏日冲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苏日关系由此进入调整期。日本在海军部的主导下,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通过《适应世界时局处理纲要》,确定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由“北进”向“南进”战略转换;同时苏德战争的临近促使苏日进一步走向妥协,1941年4月苏日最终缔结《苏日中立条约》。1938-1941年间苏日关系的演变深受太平洋战争前欧亚战争格局及大国关系的影响。德国的战争威胁是促使苏联对日妥协的重要原因。德日轴心同盟的建立以及德国在欧洲侵略扩张的初期胜利,一度也成为日本在亚洲方向对苏战争试探的诱因。相应的,苏德关系改善也成为日本缓和对苏政策的重要原因。然而,无论是苏联还是日本,其对外战略都是奠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制定的。由于两次冲突的重大损失,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并没有与德国联手东西夹击苏联,而是采取了“积极南进、伺机北进”的策略。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此时希特勒德国横扫西欧,法国的沦亡、英国正处于危机之中,英法的失利改变了其在远东的力量对比,成为日本积极推进南进战略的根本动因。同时,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英勇抗战、苏联东线的强大军力部署都是迫使日本放弃“北进”而全力“南进”重要原因。另外,日本法西斯决策圈中陆、海军部的内部博弈、苏联最高决策者的威胁认识也是促使苏日最终达成妥协的原因之一。作为重要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苏联与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在二战初期签订中立条约,是两国从自身的国家安全出发,将各自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使其可以全力应对德国战争威胁,为最终打败法西斯德国奠定了有利的战略格局。另一方面,日本也因此得以全力“南进”,扩大了侵华、占领东南亚,乃至发动“珍珠港事件”,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1938-1941年间苏日关系的改善,改变了欧亚战争格局。苏日关系的最终缓和使得德日联合对苏的战争格局未能形成,但苏日在中国领土上爆发冲突与苏日两国在中国东北和外蒙的势力范围划分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的外援的中断更加剧了中国抗战的困难。1938-1941年间苏日关系的演变揭示出,在战争环境下国家间谋求各自安全的复杂的竞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