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世,中国人对传统的主观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吸纳西方的现代性因素,改进中国传统整体架构到全面抨击传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最后以悲壮惨烈的形式展示于世人,则深受以下两种变化的推动：首先是对传统信念、观念、规范所依托的相关制度进行的全面改革,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选官制度、教育制度、宗族制度的变革；其次则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针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进行的毁灭性打击。而来自创生出现代性的英国的殖民统治者骆克哈特,反而随着自身权力的扩大及对中国传统文明底蕴的逐步认识,一步步深化其对中国传统的偏好与借助。总体而言,他在这方面的表现,经历了一个从在香港尊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赋予中国群体更多自主管理权和被殖民统治下的话语权,到在新界全面承接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最后到在威海卫时在乡村治理、民事诉讼、道德教化以及教育等领域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社会结构的全方位续接的过程。历史表明,骆克哈特这种借助与接续既有传统的治理模式,在最后效果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双赢”：一方面,实现了殖民统治的目标：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增加了财政收入,为骆克哈特赢得赞誉。另一方面,将相关地区引向了一条温和的社会转型之路,在这一道路上,传统在接续中实现现代性转化,它为现代化进程中避免政府权力的无限下沉,克服市场经济下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膨胀提供了结构性与文化性支撑。骆克哈特之所以对中国传统采取尊重、借助、转化的态度,是同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殖民统治目标、策略相关的,更源于骆克哈特的保守主义政治思维、文化相对主义和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等特性以及中英文明之间存在的诸多共性。对比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骆克哈特的治理实践展现了保守主义治理思维的合理性、理性主义治理思维的弊端,以及中国传统在限制权力、克制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上的潜能。由此看来,我们中国人所期望的美好生活与优良制度能在,也只能在中国之体内生生长。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中国人理当同时在两方面深思明辨：一方面,深入理解传统,“在传统中寻求暗示”,因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起步的现实。另一方面,完整地理解现代优良秩序之生成过程及其制度架构和运行逻辑。如此会通中西,中国文明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自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