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民收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改善,但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日渐突出,阶级固化愈发严重。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农村家庭子女往往面临着更少的资源和更差的就业环境,承受着许多福利损失,并因此无法突破自身所在阶层向上流动。经济的发展在加剧不平等问题的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力的迁移,每年中国有数量巨大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跨越阶层的限制而去往城市里工作,迁移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获取公平机会的重要途径。但一些隐性或间接的阻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仍然存在,迁移后的农村劳动力虽然一定程度上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往往难以脱离其家庭本身所在阶层的限制。研究迁移能否使他们脱离原生家庭的限制,得到更高的收入,摆脱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的公平十分重要。代际收入弹性反映了父子两代之间收入的相关程度,是反映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程度的核心变量,同时也是衡量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代际收入弹性越大,说明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差,不平等程度越严重。了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是缩小收入差距、改善社会机会平等,制定有效政策的必要条件。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农村家庭的父子收入及迁移数据,以非迁移样本作为对比研究对象,研究迁移对农村家庭子女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讨论了迁移降低代际收入弹性的机制。具体来说,本文首先利用OLS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简单估计,初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并对父代收入的高低、受教育程度、性别以及个体年龄进行分样本分析,以考察不同群体中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作用的异质性。接下来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纠正自选择偏误后迁移组和未迁移组的代际收入弹性,进一步考察了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父子在各自序列中的收入百分位构建代际向上流动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和内生转换概率模型进一步考察了迁移对代际向上流动这一指标的处理效应,并分析了影响代际向上流动的因素。最后还分别采用收入百分位的排名作为收入的替代变量、改变年龄样本以及改变纠正自选择偏误的方法等方式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迁移可以显著带来更高的收入并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样本回归发现,父代收入低、年龄高、受教育年限长以及男性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用内生转换模型剔除迁移的自选择偏误后,发现迁移组代际收入弹性为0.165,远低于未迁移组0.468的代际收入弹性,迁移大大降低了代际收入弹性,同时迁移组子代收入的处理效应为0.65。在此基础上,利用父子在各自序列中的收入百分位构建代际向上流动指标,利用Probit模型和内生转换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纠正了自选择偏误后,迁移对代际向上流动这一指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处理效应为0.58,此外模型结果还进一步证明了年龄和教育对于提高个体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的促进作用。改变不同年龄样本以及将收入替换为收入排名后,结果也依然稳健。最后改变纠正自选择偏误的模型,使用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后,迁移降低代际收入弹性的作用略微减小,但整体结果依然稳健。农村家庭作为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由于所处农村他们往往遭受着许多福利损失,其代际收入流动问题亟需引起更多的重视。文章结果表明迁移是农村人口获取机会公平的重要路径,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使得自身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跳出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同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个体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通过迁移和教育改变我国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建议政府进一步改革城市落户政策,改进迁移人口子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减少农村劳动力受到的户籍歧视,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其次,重视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善农村教育条件,加大政府教育投入,以使其获得公平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提高这一群体的代际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