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资源型产业在西部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整体不强,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并且作为主要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给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负外部性影响,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面临经济全面转型的新常态时期,资源型产业该如何正确适应新形势的变化。目前,众多学者认识到了资源型产业产生的环境问题,强调产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但未能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出发,研究国内环境规制实施给资源型产业竞争力造成的具体影响,也未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进行科学量化和评估,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限制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提高的潜在约束。本文综合运用环境经济学理论、竞争力理论、产业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和影响,探寻环境规制的传导路径和规律,掌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提高环境规制的软实力,优化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融合度,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都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后,对资源型产业、环境规制、产业竞争力等概念给与了明确界定,并将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置于全国经济转型和节能减排的宏观形势下,分析其自身发展的现状和历史演变,指出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面临的严重问题和发展瓶颈,产业竞争力亟待提高的严峻性,为后续深入研究做好铺垫和找准现实依据。其次,对影响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结合国内外研究状况和资源型产业发展特点,选取了六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产业集聚度、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外商直接投资、科技研发以及市场化因素,剖析了环境规制对不同因素的间接影响机制,提出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存在补偿效应、抵消效应、人力资本挤出效应、资本积累挤出效应、FDI区位选择效应、产业集聚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市场效应,明确了环境规制的传导路径和影响方式。再次,在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竞争力概念清晰把握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和资源型产业竞争力测度指标,建立合理的指标测度体系,对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和产竞争力状况分别进行考察和评价,结果表明:与所造成的高污染排放量相比,1998-2012年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整体水平偏低,资源型产业竞争力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环境规制的实施必然会给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造成深远影响。第四,分别从区域以及行业的视角出发,建立多元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产生的实际影响。一方面,区域实证得出环境规制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存在U型的不规律变动轨迹,支持了“波特假说”理论在区域层面存在的合理性,但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相抵消,区域层面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改善作用不是很显著;另一方面,行业实证得出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之间出现线性递增或递减的变动趋势,没有遵从理论上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远超出负向效应,且正向效应的影响强度要大于负向效应,对产业竞争力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和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差异性。最后,环境规制正效应和负效应并存的局面,均说明了“波特假说”出现是具备前提条件的,即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而西部地区目前只有局部地区和行业具备这些条件,导致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在全部范围内实现。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途径较为复杂,其中市场化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强度高于所有指标,这意味着产业竞争力的强弱并不取决于环境规制本身,而是取决于环境规制与其他因素的结合状态,是否有利于促进环境规制正效应的发挥,这种正效应的存在,有力地反驳了西部地区必然成为“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规制不会对资源型产业竞争力构成绝对的威胁和损害,只是总体上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关系还不稳定。总之,“波特假说”虽然有合理性,但西部地区还缺乏产生的土壤,导致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倒逼力量没有完全形成,而放松环境规制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就能获得更多的比较优势,可能会陷入“资源诅咒”的陷阱。因此,当务之急是为环境规制倒逼机制的形成创造条件。本文依据环境规制的传导途径,就如何扩大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遏制或减少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消极作用,从环境、产业、区域三方面的提出解决思路,加快拓展资源型产业链,密切上下游产业联系,实行纵向一体化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