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与宏大的社会变革,“革命”这一古老的词汇重新开始成为时代的焦点,但在这一时期,“革命”往往被视为“造反叛乱”,因此,“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迫在眉睫。传统“革命”的正当性来源于“天命”的赋予,“革”与“命”不可分割。在“天命”与“正统”的影响下,“造反”这种以武力推翻现政权的行为,才得以被视为“革命”,从而得到承认。在清末时代巨变下,改良派和革命派多数时候视“天命”和“正统”为阻碍革命的障碍而对其进行解构和批判。一方面,这种解构起到了证明自身“革命”正当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作为过程和手段的“革”,与作为目标的“命”相分割,导致传统“革命”正当性的基础消失,模糊了其与“造反”的界限,因此“革命”的正当性需要有新的建构基础。同一时期,梁启超等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开始在西方Revolution和日本对该词的创造性转换的影响下,塑造“革命”的新内涵,建构起了各有特色而又具有同样变革取向的近代“革命”。由此,“革命”的正当性实质上被重新建构在“革”的新目的——趋新与进化上。在新目的的基础上,近代“革命”与“造反”产生了“变革意识”上的根本不同,“造反”等过去的暴力形式被视为“无意识之破坏”,但这样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与“天命”一类虚无缥缈的观念不同,“革”的新目的是可以被检验的。如果近代“革命”无法贯彻变革意识,在实践中异化为“造反”一类的无意识破坏,不能促使社会进步,那么“革命”就是不正当的,此即为“近代‘革命’的无意识化”。各政派对该问题进行了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围绕着革命动机与后果而展开的争论。争论中,各政派意识到由何者进行及如何进行革命,是导致该问题产生的根本因素。在承认民众作为“革命主体”这一重要性的前提下,各政派认为“无意识化”的危险根本上来自于革命主体的无意识,革命主体问题由此成为各政派争论甚广的难点。改造革命主体,使之具有变革意识,是各政派的共识,但在改造的手段上存有差异,实际上衍生出对革命路径的不同选择。改良派梁启超追求“先改造后革命”,革命派选择“边改造边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则是“改造即革命”。这些争论和设想背后反映的是“造反”与近代“革命”的纠葛,指向对近代“革命”正当性的保持。